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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这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难言之隐和巨大挑战：秦王朝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六国之民并不服气，而且他们习惯了长期分裂的历史事实，对统一的好处还很朦胧，对新的社会体系犹疑不定。分裂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至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复从前的口号。这就要求新政权必须有所作为，以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统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长城、造陵墓、击匈奴，树立政府的成功伟大形象，刹住历史的分裂惯性，巩固新王朝的命数。这就像新中国在1949年统一以后，在国际上被敌视，很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当时需要大炼钢铁，搞原子弹，给外边人看看，“赶英超美”，获得国际承认。还要发射卫星上天，制造万吨水压机什么的，以便加强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力。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单单是为了个人享受，也是如史书上所说的“非壮丽无以壮威”，是为了给六国之民一种震慑和信心，以便接受“壮威”新的政府，领着他们在统一的路子上坚持地走下去。我们不能单纯说秦始皇修陵墓宫殿、兴建作，纯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残贼天下，以奉个人之欲，荒淫暴虐”，这样简单地把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浅薄的。
秦人强力疾作，大搞项目，除了为了树立政府权威，也跟秦人传统的“事功精神”有关。
秦国历来是个务实干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最初是偏于西陲的蕞尔小邦，却变法奋强，志在天下，以赏功原则作为激励官吏与民众的手段。在历代秦政府的强力引导下，执着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庙堂之上，播散于乡邑之间。所谓“事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为的意思。以功取荣，搏取田宅爵禄。
对事功目标的执着追求，使秦国全社会能量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终于通过长期竞争战败了六国。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后，秦人的“事功精神”没有泯灭。但是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人们怎么“做事立功搏得爵禄”呢，那就搞大兴修建和对外扩张吧。于是就大兴造作和军事行动，终于要干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国和民众所无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国迅速崩溃。
事功精神与秦王朝的兴亡，可谓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同时，也可以说，秦始皇及其政府急于兴作，好大喜功，也是秦民族事功精神的总代表。
另外，并吞六国这件丰功伟绩，也进一步刺激了秦始皇的胃口。当时人们议论他：“秦皇帝在吞并天下以后，意得欲从”——就是想干什么，什么就能实现，于是胃口被撑大了。秦始皇以为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用从前的话讲，大约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吧，终于轻用民力，大搞长城、阿房宫，击匈奴，攻五岭，结果搞得天下枯竭，海内仇怨，民生疲敝，天下汹汹可危了。
我们说，秦始皇热衷“事功”没有错，这总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强吧。但秦始皇违背了“量力而行”这条基本规律。在一个久经战乱才建立起来的王朝初年，本应该休息养民，他却大兴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秦始皇大约万万想不到自己贪于事功、大兴民事军事项目的后果会如此严重。我们管这个就叫做好大喜功吧。
汉武帝也是一样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竭尽财力，终于人口锐减一半，盗贼满山，若不是汉武帝晚年下“罪己诏”及时刹住了“大跃进”的歪风，以及汉武帝的接班人也赶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王朝差点步秦的后尘。
总之，假使秦始皇当初能够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则秦王朝断不会如此短命了。
同时我们看出来了，秦皇、汉武这些大牌皇帝，是凡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丰功伟绩的痕迹的，就得冒着竭尽天下财力乃至动荡社稷安危的风险。看来，当名人也不容易啊！物质也确实是守恒的啊，不付出就没有收获。
就好像黑帮老大在一条街上收的保护费太重，就会使这个街越来越萧条，黑老大也就没有财源了。我们在时代看到的也是这个情况，老百姓没有活路了，于是纷纷从大秦朝这条“街”上逃跑。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百姓散亡”（董仲舒语）。
人都“亡”了（跑了），黑老大没法在这条“街”上收税了，所以他必须不许这些人跑。于是当时就出来一个法律叫做“捕亡律”。派亭长、警察们去抓“亡人”。亡人被抓住以后，怎么处罚呢？如果换了现在警察抓住了“三无人员”，据说就扔进车里，让他筛沙子，直到攒足路费，让他回家。
秦朝时候不一样，抓住以后要“笞五十”，就是用竹板揍他五十大板，打的位置视不同时代施刑者的兴趣而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时代流行打屁股，有的流行打脊背）。笞五十的处罚，以古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也不算怎么太严酷。
但是，这些有了逃亡前科的人，下次再征夫和征兵的时候，首选就征他们。比如秦始皇发去南岭作战的五十万大军，首先就是征这些有逃亡前科的人（罪人、亡人、商人、赘婿）。
如果一个亡人逃亡的时间比较长，跑了一个月才被抓住，那就要罚一个盾。如果这家伙比较厉害，跑了一年才被抓住，就要受耐刑了，也就是剃掉他的胡子和两鬓。如果一个光着下巴的男人走在秦朝大街上，大家就会指指点点：“耶！这小子是个逃亡份子被捉来的！”
看的出来，不管是笞五十，还是罚一个盾或者剃胡子，秦王朝对于刑罚的使用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残酷。后人误会严刑峻法导致秦王朝覆灭，其实是不实之词。也许到秦二世修改法律，刑罚就严酷了，但似乎先前并非如此。
插一句的说，周文王也曾经发布捕抓“亡人的命令，可见所谓周文王也不是行仁义来的，一样是拼命收税，而且不许纳税人逃跑，跑就抓捕你，凭着这个路子积累了军费以及兵源才开始对商王朝动武。
虽然秦国法律对亡人抓住以后，处罚得不苛，但是如果亡人是在服兵役却逃亡的，那一旦抓住了，就要处以极刑。因为逃兵实在是古今中外一致严打的对象，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譬如同期的罗马逃兵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陈胜吴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去服的是兵役。
亡人长期逃跑在外，总得吃饭吧，可是他们失去了户籍和生产资料，没法生产作业，如何营生呢？
战国时代的高渐离，作为荆轲的朋友，受连累，曾经“亡去”——脱离了户籍，改换了名字，去一个酒馆里当了酒保，由于工作太辛苦，后来又改拉小提琴（古代的）。我想亡人们大约从事五花八门的服务类工作，也包括最重的采矿，或者给地主打工，还包括乞讨，总之没有太体面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总有一些亡人，或者未亡人为了贴补家计，偶然要做些盗窃的事情。
现在我们说说秦王朝的强盗大哥们生活吧。
按出土秦简记载，这些强盗（其中女的很多）一般是偷马，偷猪，偷牛，偷羊，偷桑叶，偷钱，还有偷公共财务的，多数是单个干，也有一家子起上的。
如果这位强盗大哥——应该是大姐，正在偷桑叶的时候被抓住了，按秦律规定，要罚她作30天劳役。如果所盗窃物品价值不足660钱，就脸上刺字，再去劳役。超过660钱，就割鼻子，再去劳役。若偷一头牛，则是囚禁一年。
这些处罚其实不算苛刻，换了17世纪的英国，偷一只羊就要吊死了。
有人说，偷一头牛就囚禁一年，还不苛刻啊？——老大！秦朝时代的牛的相对价值就等于现在一辆的卡车啊。
但秦朝对强盗不会处以极刑。
当时处罚最重的不外乎对于“群盗”。五人以上算群盗，群盗危害性大，所以处罚的也重：群盗被抓住以后，每人脸上刺字，斩去左脚趾，发配去当“城旦”（修长城什么的）”。即便群盗，也并不杀头，只是作“城旦”，而城旦的劳役期通常不过是四、五年，不是终身的。
总之，秦法并不像各种书上异口同声说的那样，那么“苛”，至少在秦始皇时期还没有滥用刑罚。是秦二世后来修改法律，才把敌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和屠宰场。
我们不要把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