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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前夕乃至起义前夕的很长一个时期，他已完全不再是一个农民身份了。
我们这里花了这么多篇幅，论证陈胜不是农民，而是城里人，在起义前已经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小官吏，目的倒底是什么呢？
许多年前，有一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治国思想。于是，陈胜就成了农民阶级的，而刘邦项羽，就成了地主贵族阶级的，同样是起义，境界和地位却有了红和灰的不同，前者是革命的，后者甚至被说成是篡夺革命果实的。
其实，陈胜和刘邦在身份背景上，起义动机上，都没有什么不同。陈胜的起义动机，公的方面是复兴大楚（“大楚兴”，“死国可乎”），私的方面是成就自己当王的“鸿鹄之志”。事实上，他的鸿鹄之志，跟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陈胜的各种口号，以及在陈城召集豪杰官吏开会，所谈内容全是复国的话题，跟解决农民问题，谋求农民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把陈胜的起义冠以农民起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陈胜所带领的“闾左九百人”也并不就是农民！
现在我们谈谈陈胜起义的领导核心，除了陈胜，还有其他如吴广、葛婴、周文、武臣、周市、韩广、张耳、陈余、秦嘉。其中周文、韩广是旧的低级军官，张耳、陈余是魏无忌的门客，葛婴是东阳城里的知名人士，其他人史料不详，只说是“陈县人、阳城人、陵人、符离人、汝阴人”，不知是城里还是城外，但我看都不像农民，即便是城外人，也是地方豪杰。譬如说：“陈胜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就说明这些“左右”将官不是两耳聋塞的乡下人，他们对张耳、陈余这两个江湖名流早有耳闻，崇拜有加。
陈胜起义后，进入陈城，立刻召集豪杰、官吏开会，讨论未来的政治走向。显然，这些豪杰官吏也就随之进入了陈胜军队的领导核心集体，它可以很好地帮我们了解和推测陈胜队伍的核心构成者的身份！
至于刘邦、项羽，其队伍的核心领导，几乎也全是县中豪杰、豪吏。
秦末人民运动，从各支李良的核心来看，都并不是农民。这场运动也并不是农民起义，不是农民推翻政主政权，而是豪杰、官吏集团对秦的六国复国与亡秦运动。这不但体现在刘邦项羽那样，也完全体系在陈胜那里。
陈胜召集陈城的豪杰、官吏开会，就说明了一切！说明了他根本不是代表什么农民阶级，而且他本身出身也是官吏，也根本不是农民！
这场秦末运动，并不是农民推翻地主政权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场反秦和复兴六国的多阶层参与的六国豪杰官吏领导的人民运动！（这不但体现在陈胜起义动员与起义后的一系列表现，也可以在武臣等人攻占赵国并复立赵国的具体过程细节中体现。篇幅关系，就不再说了。）
总之，把这场运动叫做农民起义是非常不确切的，应该是人民起义，详细地说是人民反秦复国运动。
最后，还有一个补充证据。
《陈涉世家》载，“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涓人”乃家臣，后人多误以吕臣是陈胜称王后宫中的“中涓”。其实，战国秦汉时代富人吏家内皆有涓人、渴者之类家臣。（例如：《墨子·号令》言豪杰家内有“渴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秦简《封诊式》说五大夫家内有一爵为公士的家吏，即涓人之类的家臣。）
所以，吕臣可能是陈胜从戍之前的涓人，所以史称“故涓人”，起义后封为“将军”。如果陈胜是个庸耕者无产，何有家臣？
在陈胜起义后，有许多“故人”投奔了他，包括陈城里面的。这些“故人”、“故涓人”更说明此前陈胜是有财力身份的大家族之长。普通贫民，谈何“故人”这样奢侈的词。
附录 附录四 闾左九百人就是农民吗？
观点1：闾左九百人并不完全等同农民。
观点2：陈胜起义不是偶然仓猝之举，而是有考虑与设计的。
陈胜起义所带领的“闾左九百人”——就像陈胜不是农民一样——也并不就是农民。
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我们先谈谈“闾左”这个词。
“闾”一字在先秦书籍中经常可见，而且每次出现，都是在城邑的背景下。比如《汉书》说：“长安街闾各有豪侠”。李斯自称“上蔡闾巷布衣”，是上蔡城里的闾巷中的布衣。《战国策》中另记载，齐泯王有一个跟班，一旦下班回家晚了，他妈妈就要依闾门而望。这显然是城里的建制，齐泯王不可能在农村上班——因此还产生了一个成语“门闾之望”，表示父母想念孩子。
闾有闾门，闾门有闾监（专人值守），并且几点开门几点关门有规定，跟“市”（商品交易区）的门一样。古书中常有“门闾无闭，关市无索”这样的字，意思是这个街区特太平，闾门都不用关。闾、市并称，再次证明了闾和市一样，都是城邑里的建制。一个闾里住多少家呢？古制二十五家为一闾，当然后代早已突破这个编制。总之“闾”偏重是城邑中的小区编制，等于现在的block。而且，闾有外围的墙。“蒋仲子兮，无逾我里”——这句话出自《诗经》，意思是，蒋老二啊，你不要跳过我们闾的闾墙，到我家来泡我啊！可见，闾有闾墙（否则也就无法设闾门）。
而农村，至少现代的农村，是不可能有闾门、闾巷、闾监什么的，即便有，也只能说闾是一个城乡兼有的概念，不能因“闾左”就断定这次起义九百人就全是农民。城市平民一样是要服兵役的，甚至在先秦时代他们是服兵役的主体。
总之，“闾”是一个非常城邑化的概念。“闾左”之人，完全可以是城里平民，是城中的“低保人员”。
古代学者解释说，闾右住的是富人，闾左是穷人。这里需要插一句：一个家庭有可能发迹，也有可能破衰，它是动态的，你很难保证贫穷的家庭都齐刷刷住在闾门进去之后的左边，富人都齐刷刷地住在其右边。所谓闾左、闾右，不是一种方位概念，而是贫、富的的代称。闾左，就是一个闾中的穷人的代名词，是城市平民们住在该闾中的穷者，相当于城市中的“低保人员”，它并不完全等同贫苦农民。
事实上，城邑里更是征兵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户口编的更清楚，征他们是最很方便的。执干戈以为社稷，原本是城市青壮年天生的责任。当时征兵未必只征农村的农民。
所以，这闾左九百人，有来自城邑，也有可能一些来自农村的农民，但不能完全等同说他们就是农民，他们的起义就是农民反抗地主剥削。
陈胜是低级官吏，这些九百然也很大程度来自城邑，他们的起义目的，很大完全可以是六国人民回复六国和亡秦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而不是把农民反抗地主政权作为首要性质和目的。
陈胜吴广在起义前的交谈中，说“等死，死国可乎？”一样的死，为了国家而死，可以吗？——这个国家，显然不是秦国，而是楚国。这就是旨在复国，是这次运动的目的。随后又有“大楚兴”的口号，也是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跟解放农民、维护农民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下面，我们再把陈胜起义时的细节给大家倒放一遍。
陈胜、吴广在计议之后，又杀了将尉，随后，召集“徒属”来做动员。所谓徒属，并不是所有九百人，而是陈胜的下级小吏，所以陈胜称他们“公等”。
在给这帮人动员的时候，陈胜说：“公等下雨失期（迟到），失期当斩，即便不斩，戍守者固十分之六七。”那就是说，失期不一定必然斩首，未必失期就是死。还有，这种斩首政策，是对所有的九百人适用，还是只是陈胜及其下属的徒属这帮管事儿一点的人适用，我们也不能明确判定。
所以，“失期”其实还够不成对这九百人“逼上梁山”的作用。所以最后陈胜又要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话来调动他们，意思是起义，将来争取封王封侯。
好在，这帮徒属本来就乐于被吴广所用，再加上斩或者戍守死亡的威胁，以及起义称王称侯，得封将相的诱惑，义利交作，所以全都答应起义。（注意，这个王侯，是诸侯国的王侯，这个将相，也是诸侯国里的将相，与复国六国得政治目的是一脉相承的。）
事实上，失期，确实够不成起义的百分百理由。陈胜起义，是带有追求复国（这是公的方面），以及称王称侯（这是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