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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会谈的。我可不想见到我的宝贝妹妹……”他又含含糊糊对什么人嚷起来。菲尔四十几岁才结婚，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对付孩子了。
“他怎么会变得这样令人讨厌？”他问。
“菲尔，他并不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他是个责任心很强的美国情报官员。只是这种工作干得太久，变得连是非都分不清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过也不总是那么激烈。”
“看来他是昏了头了。”她哥哥感到很反感。“好啦！好啦！我就来！”接着又对她说：“我得过去了，维妮。再见。”
勒维妮搁下电话，又开始在她的通讯录上找彼得的电话号码。可她又将小本子合上了。她想过一阵子再打。现在要把这番话再说一遍她实在没有这个心思。
晚间早些时候，格雷勃·波拉马连科常在雷特桥的两个地方会会熟人、朋友。今晚他来到其中一家坐落在隆德斯广场一端的美国式饭店的豪华酒吧里。这是一座四周都是玻璃窗的圆柱形建筑，当地人把它称作储气罐。
耐德到那儿时，那个俄国人正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年轻人跟他说事。这个年轻人和城里其他不知名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身穿细条纹三件套装，身边带着一把卷紧的雨伞，他的圆顶高帽放在旁边的酒吧高脚凳子上。这位经纪人或银行家花了十分钟才把话讲完。在此期间，耐德要了一份威士忌加苏打水，喝完之后又要了一份。对亲爱的老格雷勃他不需要提防什么，只须记着对他什么都不说，什么事情都说不知道。
那位似乎是金融界的年轻人终于离去。格雷勃一边弓着身子喝威士忌，一边神情沮丧地摇了摇头。他朝耐德扫了一眼，然后拿起他的酒杯，走过来坐在美国人身边。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们美国人会说那年轻人处境一团糟。”
“那是他们以前的说法。我离开美国很久了，现在他们也许会说没救了。”他看着俄国人。“如果你手上有阿特·霍迪斯唱片就快拿给我看看。”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波拉马连科看上去相当不开心。
“可你在电话里说……”
“我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们俄国人并不那么忧郁沮丧，就像生活在暗无天日、毫无生气的国家里。我们俄国人也会找乐子。这三个字既有以前的意思，也有新的内容。如果我们现在享乐，以后就会为此付出代价。这种综合症状叫疯狂的压抑。我打电话时心里很快活，我以为可以为你做件好事，老朋友。可现在我发现，你现在没救的情况谁也帮不上忙。”
“我们朋友一场有多久了？”
“把这个拿去。”格雷勃对酒吧服务员说，“换个双份的。我也来一杯。”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打你来伦敦到现在，一年吧？在那之前我压根不知道有你这个人，你想必也是这样。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对你以及你的工作都作了仔细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感到很难过。”
“振作一点，格雷勃·沙基叶维奇。我的情况很不乐观，但还不太糟糕。”双份威士忌送了上来，两人礼节性地碰了碰杯。
“我是在讲明天的事。”俄国人解释道。“你们会遭伏击，遭暗算，束手无策地等死。”
“克里姆林宫又要欢呼雀跃了。”耐德好笑道。“你到底在愁什么呀，老家伙？”
“我刚才说了，我是为你的工作担心。”他像教师那样竖起一个指头，提醒耐德注意。“听着，弗兰契，事情正常发展下去，明天的花园酒会将是个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婴儿。因为已经有人打入内部，也就是说，这事应由E。劳伦斯·兰德来处理。我无须跟你多说，凭他的高超的手段和灵敏的嗅觉，他早就应该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而你处境尴尬，竭尽全力临时张罗各方面的事情。可你无法与对手抗衡，上校。无论怎么说，你的工作不是处理民事问题。这种事情应当由兰德一帮人去干，可他们又是一群窝囊废。这些话是否让你感到厌烦了？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如果是他们处理的呢？”
“显然，总的来说，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美国情报机构将会贻笑大方。你们在截获情报方面有超凡的能力，因为你们有最先进的设备来搜寻、记录、破译符拉迪沃斯托克或安托法加斯塔极其微弱的通讯信号，从两地之间的对话到电报。但这个行当的肮脏的私下交易，你们却丝毫未有接触。我的意思是你看看兰德就明白了。一流的优秀人才怎能为营养不良的侏儒卖命呢？”
耐德竭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兰德那边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他那边应当在各方面设置暗探，收集更加有价值的情报。而不是弄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愿意和兰德这样的人共事的都是一路货色，没有头脑的机器人或奴隶，他们不在乎到底是谁在要他们干这干那，只要他们收到指令就行。”
耐德凝视着自己那杯喝得只剩一半的酒。有波拉马连科这样的老朋友，谁还会有敌人呢？
“再说说你吧，老朋友。”俄国人接着说。“你之所以还有希望，只是因为你有摩萨德的朋友的帮助，还有你忠实的塔斯社的忠告。”
“塔斯社的忠告。”耐德又重复一遍。看到波拉马连科漫不经心地暗示莫里斯·夏蒙的变节行为，耐德心里在抽搐。天哪，这事大家都知道吗？
“首先我得承认自己身陷窘境。”耐德对他说，“不过还有希望。这一点你该相信，尊敬的记者先生。”
“我只想提醒你注意点。如果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了。”
“别动不动就动气。你了解我。谁的忠告我都会听的。”
格雷勃向四周扫了一眼，凑近耐德低语道：“你知道那个霍金斯和杜特公司吗？”
耐德点点头。
“该公司也掺进了沙子。那里有一个家伙，像是个什么招待领班，他秘密散布谣言说，这家公司是他和职工一起搞起来的。实际上，他是用从匈牙利人那里偷来的钱于去年买下这家公司。现在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福尼斯。你回忆起什么没有？”耐德又点了点头。“他属于那种新型的人，没有政治信仰，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自己无休止的贪欲。我无须向你解说这种人有多危险。”
耐德又一次点了点头，可是俄国人却不再往下说了。“就这些吗？”耐德问他。“不能讲得具体一点儿吗？”
“你们美国人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到灾难降临到头上才学乖吗？”
耐德发出轻轻的笑声。“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我们美国人还有一句话：这事对你有什么好处？”
“说到底，我并无所求。我完全可以搞一份协议书，要你在上面签字画押。我确实没什么要求。你这家伙。”
“你认为我会把你的忠告当玩笑吗？”
“你觉得我会认为你会不把它当回事吗？”格雷勃马上反问道。“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自从你那天晚上在冰箱里发现可怜的威考夫的人头到现在，你的性格，你的奉献精神以及你的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
耐德坐在那里半天没说一句话。然后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确实如此，老伙计。你是在我来伦敦的时候才了解我的吗？”
格雷勃耸了耸肩。“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他也将杯中的酒一口吞了下去。“该走了，这一带开始有点凉了。”
“气压降了一点。”耐德也有同感。“听着，你已经尽了力了。”
“我还会尽力的。”
“谢谢你提醒法兰斯的情况。”
“是福尼斯。”俄国人拼了一遍，接着就走了，只剩下耐德一人对着空酒杯发愣。
“招待，再来一个双份。”
“好的，先生。这一杯上新账，先生。你前面喝的酒那位先生已经付掉了。”
“噢，是吗？天哪！我朋友还真不少呢。”
夏蒙办公室窗外的格罗夫纳广场在黄昏的微光下显得特别阴森恐怖。先前的翠绿的草地也已不复存在，只是在他印象里还留存着一些绿意。周围一切的色彩都溶化在灰暗的雾霭之中。
夏蒙一想到自己拙劣的表演心里就感到一阵沮丧。他愤愤地从窗边走开，拧开收音机想听听新闻。他漫无目的地翻着桌上的报纸，似乎想把它们整理好。
“……日内瓦多边武器控制问题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下面我们报道一则几分钟之前发生在斯托克·曼德菲勒医院的恐怖分子袭击的消息。两名蒙面男子开枪杀死了一名护士。请听凯露琳·卡尔的现场报道。”
收音机传来一个女人声音。她每个句子一开始都把声音压得很低，然后声调不断升高，到一句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