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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喷泻的瀑布，宁静的池塘和那在峭壁中间弯弯曲曲地淌着的运河。最迷人的是听这里的流水的絮语声，小鸟的鸣唱声和大树林间的风的哀诉声。应该承认，好几年以前，当我见到比埃弗尔河谷时，我的确说过它非常美丽，但我希望人们不要太轻信我说过的话，要知道，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我和丽丝一起，在那里散步过、玩耍过，那里的美景就对我具有无可比拟的魅力，其他哪怕更美好的地方，也都不再在我的眼里；因为只要和丽丝在一起，我看到的一切景物无不灿烂夺目地留在我那被欢乐照亮了的记忆里。
晚上，当天气不太潮湿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房子前面；在雾气太大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壁炉前面；丽丝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为她演奏竖琴。马西亚也演奏小提琴或者短号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但丽丝更喜欢竖琴，这使我不免有点得意。在我们分手各自去睡觉之前，丽丝总是要求我唱那支那不勒斯歌曲，我也总是为她引吭高歌。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必须分手，我们必须继续赶路。
不过，在我这方面，我并不感到太忧伤，因为我对我的梦中财富一直抱有希望，我甚至相信，不是我将在哪一天富起来，而是我已经很富；财富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期待中的愿望，因为愿望已临近实现甚至马上就要实现；不，它的实现只在顷刻之间了。
我对丽丝说的最后一句话，比千言万语更能使她明白我对自己的梦想是多么的诚挚。
“我将坐着四轮马车来找你。”我对她说。
她是那样相信我的话，以致用手做出鞭打马匹的动作。她象我一样，似乎确实亲眼看见了马车。
但是，在乘马车从巴黎来德勒齐以前，必须用腿走完从德勒齐到巴黎的这一段路程。要是没有马西亚在一起，我除了一站一站地向前走去，沿途挣够每天的生活费外，还有什么别的可操心的呢？为什么现在还要劳神费力地干活呢？我们不是用不着再买奶牛和洋娃娃了吗？只要每天能吃饱肚皮不就可以了吗？我又用不着带钱给我的父母。
我给马西亚讲过我的这些想法，也把理由讲给他听过，但他不为所动。
“我们应该能挣多少就挣多少，”他说，同时逼着我带上竖琴，“谁知道我们是否能立即找到巴伯兰？”
“中午十二点找不到。下午两点就能找到了，摩弗达街又不长。”
“如果他不住在摩弗达街了呢？”
“那就到他住的地方去找。”
“他回夏凡侬了呢？那你就该先给他写信然后再等他的回信，对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靠什么过日子？我真想说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巴黎了，你是不是忘了冉蒂里采石场了？”
“没有忘记。”
“那好，我也没有忘记圣梅达尔教堂的墙壁，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我曾靠在这堵墙上，不让自己倒下来。我可不愿意再在巴黎挨饿了。”
“到了我父母家里，我们吃得不会太差的。”
“这倒不是因为我午饭已经吃得很饱，现在不想吃晚饭了，但是，当我既吃不上午饭又吃不上晚饭的时候，我的肚子会很不好受的，我不想再吃这个苦头。干吧，就当我们也要买头奶牛送给你父母好了。”
主意倒是个谨慎、周到的主意，但我承认，要我再象为了巴伯兰妈妈的奶牛，或者为了丽丝的洋娃娃那样去一个苏一个苏地挣钱，那我是再也不干的了。
“你要是富了，肯定是个懒鬼！”马西亚说。
我们终于来到了科尔贝，从这里开始，我们又回到了六个月以前从巴黎到夏凡侬时所走的老路上。在抵达维尔茹伊夫之前，我们走进了当初我和马西亚举行第一次合作演奏的那个农庄，那次演奏是为了让人们在一个婚礼晚会上跳舞。我们被六个月以前的新郎、新娘认了出来，他们留我们吃晚饭，让我们住下，要求我们再演奏一次，好让大家再跳一次舞。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这里出发，又回到了巴黎。我们离开巴黎已足足有六个月零十四天。
但返回的这一天同离开的那一天大不一样，天气又阴又冷，天空没有阳光，大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没有花、没有任何青枝绿叶，夏天的太阳已完成了它的使命，秋季最初的雾天到来了。现在不再是紫罗兰的花瓣在从墙的高处掉到我们的头上来，而是黄色的枯叶在窸窸窣窣地从树枝上往下坠落。
然而，阴晦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内心深处早有着欢乐，还用得着不相干的东西从外界来诱发它吗？
“我们”这个词用在此时此刻是不确切的，我说的是我自己，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欢乐。
而马西亚呢，随着我们走近巴黎，他变得越来越忧郁了。他常常一连走好几个钟头也不跟我说一句话。
他一直没有跟我讲他忧郁的原因，我呢，以为他仅仅是害怕我们会分离。我不愿意对他重复我多次给他作过的解释：我的父母不可能想到要把我们分开。
只是在我们到达城墙①前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才坐在一块石头上，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对我说出了他深深忧虑的事情。
①指巴黎旧城的城墙遗址。
“你知道在进巴黎的时候，我想到谁了？”
“谁呀？”
“是呀，谁呢？我想到的是伽罗福里。他从监狱里出来了吗？当有人告诉我他进了监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该问们要关多久；他现在说不定已被放了出来，又回到了他在卢尔辛街的住所了。我们要在摩弗达街寻找巴伯兰，这正好就在伽罗福里住的那个区，而且就在他门口，万一叫他碰上了怎么办？他是我的师傅，又是我的叔叔，他可能重新把我带走，我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你害怕重新落到巴伯兰的手里，你想我是多么害怕重新落到伽罗福里的手里！啊，我那可怜的脑袋！不过，脑袋挨打同离别比较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我们会被他逼得不得不分开的，我们大概再也见不着了。由我的家庭造成的离别比由你的家庭所造成的要可怕得多。当然，伽罗福里肯定很想把你也抓到他的手里去，肯定也会用鞭子开导你象他开导别的学生一样，你也肯定是不会愿意来的，我也不愿意你来陪着我受苦，你还从来没有挨过打呢！”
对幸福的渴望使我冲昏了头脑，我没有想到伽罗福里，可是。马西亚刚才对我说的一切是可能的，用不着更多的解释，我十分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
“那你想怎么办呢？”我问他，“你不愿意进巴黎了吗？”
“我想，只要我不去摩弗达街，也许就能避开这场灾难。”
“那好，你不要去摩弗达街，我一个人去，我们今晚七点钟在一个地方碰头。”
我和马西亚约定好在圣母院大教堂后墙的主教大桥桥头会面。事情这样定了之后，我们重新上路，只差一步就要进入巴黎了。
到了意大利广场，我们就分手了，好象是一次永别，两个人都异常激动，马西亚和卡比朝着植物园的方向走去，我朝离广场不远的摩弗达街走去。
六个月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巴黎，马西亚和卡比都不在身边，我心里有一阵不安和难受的感觉。
但是，我不应该让这种感觉弄得抬不起头来，我不是快要找到巴伯兰并通过巴伯兰快要找到我的家了吗？
我早已写下了一些小客栈老板的姓名和地址，我要去他们那里寻找巴伯兰。不过，这种提防忘记的措施是多余的，我既没有忘记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地址，什么帕若啦，巴拉博啦，还有肖比奈啦，根本用不着查看什么小纸条。
我在摩弗达街上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帕若。我鼓足勇气走进一家小饭店，这小饭店开在一家带家具出租的旅馆的底层。我用颤抖的声音探问巴伯兰的下落。
“巴伯兰是什么人？”
“就是从夏凡侬来的巴伯兰。”
我于是描绘了巴伯兰的相貌，也就是我看见过的他刚从巴黎回夏凡侬时的那副相貌：粗糙的面孔，冷酷的神情，头向右肩偏着。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不认识他！”
我向他道过谢，又朝更远一点的巴拉博家走去，他是一个专门出租带家具房间的小客栈的老板，他还兼营水果店生意。
我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开始，人家顾不上听我的话，这一家的丈夫和妻子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在用薄刀切一种据他说是菠菜那样的东西，准备做一碗看上去很蹩脚的绿色浓汤；另一个正和一个少给了一个苏的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