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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年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是查禁李敖之流言论的主持人，固我宿敌也。不过此人人品不错，是个值得尊敬的敌人。他的毛病是头脑跟不上，以致把“救国救民”和“做蒋家鹰犬”分不开来。后来李登辉当道了，他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光明正大，挺身而斗，不失为一条汉子。他到我家来拜访两次，备致拳拳。一九九八年汪俊容和我同过六十二岁生日，在饭店吃饭，我的好邻居张善惠、林丽苹在座，许历农也来了。席上我说了一个故事。我说杨西崑“大使”从南非回来，一天带了一恨非洲朋友送他的雕刻精美的象牙给我，对我说：“二三十年来我一直佩服李先生，但因有公职在身，不便表达这一。佩服，现在退休了，人也快八十岁了，特地到李先生府上，送上这一纪念品，表达我二三十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心意。”后来杨“大使”请我吃过几次饭。有一次吃饭时，他的夫人对我说：“告诉李先生一个秘密：这次选举，我们整个大楼住户，全体都会投新党的票，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国民党。”我答道：“杨‘大使’肯投新党的票，是很了不起的变化。可是容我说一句：杨‘大使’暗中投一票也只是一票而已。如果杨‘大使’肯公开站出来，像许历农那样公开站出来，以杨‘大使’的地位，登高一呼，可以为新党带来多少票呀！杨‘大使’可愿考虑考虑弃暗投明啊？”杨西良在旁听了，笑着摇手，说：“许历农那样明着干，我们可做不来。”我讲了这故事，又把话题转到汪俊容的老丈人、阮雅歌的爸爸阮成章中将身上，我说：“调查局的老人对沈之岳、阮成章前后两任局长评语是：‘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兽心。’——因为阮成章长得浓眉凶眼、面目狰狞，所以人以兽面描写他。”我对阮雅歌说：“虽然你老太爷也和许老爹一样性好革命，但碰到李登辉而能继续革下去的将军们，今天只剩许历农啦。”这顿饭后几天，许历农夫妇请我们吃饭，阮雅歌笑着对我说：“大师呀，你要原谅我，我代你说了谎话！我爸爸躺在病床问我李敖对他的印象，我扯谎说：李敖说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人心。我爸爸听了一直点头笑。大师呀，你可要原谅我。”我说：“等他病好了，真的能追随许老爹脱离国民党，我就真的可追认这些话啦！”－许历农的转变，使我感到：真的、真的、真的有些国民党大员，当他们不再是当道的主流派以后，他们有的真会跑来认同李敖了，他们对我“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高速进步，多有趣啊！
15 猪猡纪
既见休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
（Poland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同，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一九九一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磺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磺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我在文星时，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托高荫祖介绍，拉我写稿。因为是东北同乡，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称之。我曾写信挖苦他说，你老兄“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大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浑蛋们，性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有一次刘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济时对他说：“你们搞历史办杂志的人写得很辛苦，可是，”俞济时说着把手一挥，“都是假的！”意思是说，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且是蒋介石多年的侍卫长，独得之秘，过于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说。但他通过周之鸣，想见我一面，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此辈性格，他们是不敢说真话的。后来他回我一信，回信写好，还是先向情治首长报备后才寄出来，可见此辈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杀猪，得自己想办法才成。于是，前后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这一大业。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流的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于1921年1月。同年发表。编入《列宁全集》第32卷。本，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
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乃至李登辉等等，都是图腾。我在一九六五年写《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一书，就是这种方法，国民党查禁了它，说明了一切。我一九八七年写《孙中山研究》，更是这种方法的发扬光大。孙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国帝制，一生的大失败是自己夺权不择手段……（略一”一编者）为了这本书，国民党台北市新闻处处长唐启明虽然把我告到地检处，但是时代已变，检察官被我说服，我躲过一劫。
我不但“拆穿”了国民党的祖师爷，也“拆穿，，了祖师爷的“国父遗教”。我用了大量的文字驳斥了三民主义等的乱七八糟，同时我还“策反”了我的敌人周之鸣教授，以他精湛的三民主义专家地位，揭竿而起，大反三民主义，我为他发表《中毒的三民主义应该停授》等鸿文，气得他的老友陈立夫在一九九0年一月十三日写信给他，指出：“以反共专家如兄者发表此文，是李敖要毁兄之毒计，兄不可上其当！”可见陈立夫真是目光如炬，他惊醒到他们祖师爷的经典已被李敖砸掉。可是，国民党大迟了，它已经维系不住了，最后只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自欺欺人了。一则“限制级”的政治笑话道出了一切。笑话说有个无聊男子在“那话儿”上纹了几个字，不幸感染溃烂，男子跑去看医生，经过初诊，隐约发现“三国”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