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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好形容词），等快餐来了，他回来，叫老太坐在车上，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些，可怜的胖胖，这么一个天才，竟花这么多心智和精神，用在这批小喽啰身上。吃完饭，我怕路上会冷，去买件毛衣，此时已无长袖厚点的衣服，随便买了件上衣。把老太送回家，我们正式上路，已九点四十五分了，胖跟我说好一出台中，我就睡，他保证不再跟他们兜了。我也实在太累，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走到尖丰公路时我醒了，开了瓶汽水。突然他们的一部红车超过了我们，胖一气就把车停下，我们下车走走、跳跳，有部警察局的吉普车也来凑热闹，要看驾驶执照，抄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胖告诉他在交通上挑不出我的错，我们是政治问题，那警官看了身份证说二十四年生的人还有什么问题，也问后面的车子要身份证等，他们二三个人将警官拉到一边，咕咕他说着小声话，胖说要公平，既然要登记身份证，就大家一起登，那胖警官说当然当然，一会儿就说他们的已登记好了，胖不服说我们二个人的身份证比他们几个人登记得还久。“路不好走，不要开太快，快点走吧！”我们就又走了，没一会儿又看见将军小酒家，一路几乎以一百的速度前进，我又躺下睡觉。再醒时已到了桃园，胖想在桃园街上丢掉他们，路不熟，他们没丢成，倒险些回不到大路上。开着开着开着，台北愈来愈近了，我们由民权路的桥进台北，没想到，一进台北就又多了部车，他们早就在等我们了。胖还打算将车停在车站，坐部计程车，花二三百块兜他们玩，他在车内睡觉。我不希望这佯，已经这么累了，回家洗个澡，睡觉多好，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我到家己一点半多了，妈妈在吃夜点，我也跟着一道吃，她说我们走的第二天，管区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官调走了，他问妈我到哪儿去，妈说不知道，也许去毕业旅行，“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个姓李的一起去？”“不晓得，他们好像不少人。”“是不是到台中去了？”“也许。”那警察走到门口，又有一个穿便衣的来了，那警察跟他眨眨眼说知道了，那人还拿出一名片，说他认得爸爸，又说：“那姓李的是老油条，叫他弟弟把车停在外头，他再把车开走。”我们已经回来了，也不用着急了，我洗了澡，就睡觉。我实在好累、好累，以后要玩，一定要坐火车去。
在被软禁时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还最后去了一次荣星花园。这个花园，后来与我还有一段故事。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RlCH，CASH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不料一九八二年问，他的健康急速恶化，乃预立遗嘱，内容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债权人中，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我建议的妙计是：由辜伟甫的生前总管周永嘉拟将其拥有的“荣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出让给李敖，以借用李敖的力量对抗辜振甫。这个妙计在稍后几天的一次会议中，向辜振甫提出，当辜振甫得知可恶的李敖即将介入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最后说了一句话：“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话，六爷（辜伟甫）
的债务事，我从此不管了。”但在场的辜宽敏察言观色，立刻演白脸，向其五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说让他再次的处理处理看。于是，受各阶层尊重的蔡金涂（人称“阿城哥”）登场了，辜宽敏请来蔡金涂向周永嘉疏通，最后同意将辜伟甫之债务全部解决。事后，“阿城哥”拉着周永嘉间说：“这个什么李敖，到底是谁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
周永嘉答说：“李敖吗！只是个‘后生小子’，会写一点文章，但很会骂人。”事后，林永智以金钱相谢，我退回了。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我回信说：“虽然你的‘感谢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领，但钱绝对不能收。《战国策》记鲁仲连的话，说：
‘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我这次为辜家被害人给辜振甫压力、逼辜振甫还债，纯为‘排患、释难、解纷乱’，不涉其他。虽然送钱是你‘出自诚意的略表谢意’，但我纵‘受之无愧’，也要把钱退给你，并多谢你的好意。”“我总觉得，债务的付之解决，你老弟锲而不舍的奔走，积功最多，辜伟甫能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朋友为他料理后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运。我觉得辜家债权人全体应该感谢的是你，虽然他们如今惊魂甫定，来不及感谢任何功臣了。”整个的摆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对义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湾人的美德传统，这样好的台湾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荣星花园盛时，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倘佯于斯，对它一直有深情的怀念。也在那里认识了辜伟甫。没想到物非人非以后，我差点做了它百分之五的股东，经辜振甫力事抢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兴我有那么大的威信去唱“空城计”，最后智胜了他。当然辜振甫心中绝不承认。他在信义社区自建大舞台，登台自演诸葛亮，他是当亮不让的，不让也没关系，做司马懿又怎样？最后的胜利又属谁呢？
在被软禁时代，我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一九七0年九月三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我得知国民党新闻局调虎离山，届时请外国记者们去中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DonaldH。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在我个人被国特“护驾”中，接雷震出狱，使国民党伪政府无法封锁这一消息。后来雷震在日记和回忆里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监快一年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奥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
教授请我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我被国特“护驾”而来，极起反感。跟我密谈甚久后，他后来与卡特搭上线。卡特当总统时中国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认中共之举。－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伤，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老K方式。你在台湾困扰我，我在海外困扰你。大家走着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式，他们以为我是“思想巨人，行动侏儒”，殊不知我其实是个黑天鹅，优游在水面上，表面悠闲，下面却划个不停呢！我被捕后，警备总部的办案人员就说李敖阴险、说李敖足智多谋：“他把你卖掉，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正如是也。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结束了十四个月的“寒武纪”。多少年来，国民党处心积虑给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难以戴上红帽子。原因无他，我来台湾时，只有十四岁，说我是共产党，殊嫌不伦；后来虽有了红卫兵，且我的年龄虽与红卫兵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