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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
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十二月十二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金，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质，人有绝对的自由。注重畏惧、焦虑等心理感受，声称只，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一九六九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
那年五月十一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五月十三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大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只是其中之一），人把这些形式和范畴加到感性的素材上去，，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最精彩的，是他们在一九七0年七月公布了“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回生了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感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的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下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一九九六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初相识”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齿，风趣幽默，逻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作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上，美人儿也，虽岁华老上，余妍犹见当年。有一次在席中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