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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
“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三十八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后，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类此。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十六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asC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手写了大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havewritenmanythingsuntrue。Andforasmuchasmyhandoffended，writingcontrarytomyheart，myhandshallfirstbepunishedtherefore；for，mayletothefire，itshallbefirst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怅？至于笔上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氏父子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轰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做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槁，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愉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他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何凡虽然讨人厌，但他大太林海音却很好。她主持《联合副刊》时，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虽然胆子不大，但比起后来政工系痖弦之流来，却高明宽大得多。
她在文星后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预约过我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和我来往了。十多年后，我出狱归来，在路上一遇，聊了几句，再见面时不幸已对簿公堂－我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同说：“她所以没通知萧太太，因为找不到她。”我说：
“萧太太过去有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找得到她呢？”林海音为之语塞。无论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错的朋友，虽然我们早就“幽明异路”了。
我代朱婉坚追究版权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这当然和国民党的司法黑暗有关。不过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画面，那就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民生报》来访问我时，做记录的一位小女生徐开尘。她进我家门时，一片清秀脱俗、神韵飘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边接受访问，一边偷看她，她真耐看！习惯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边看一边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点，以便不再留恋，但这小女生却挑不出毛病，并且愈看愈有余味。此后几年，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岳、林英哲等，与我聚餐过几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几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说打过一次你不在，我说为什么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又过了几年，我从凯悦大饭店出来，看到基隆路对面有人一再向我挥手，我过马路一看，原来是这可爱的！旁边有两位她的同事。我半开玩笑的点破，我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你单恋吗？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
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说来，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的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匙，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一九九0年三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以公帑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全十册，其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全天只记一件事，内文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应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于五十二年五月曾推荐于中研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不愿收纳，余遂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这日记一开头说“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后语不对前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