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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说道，“爸爸在这里事实上并没有得到一份伟大的工作，这个工作完全不像我将要从事的那项工作一样的伟大。”
当时，我已经开始申请新的工作。我必胜地相信，新的工作也是更好的工作。大学教授的工作需求刊登在职业杂志上。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不用像我小时候父亲所做的那样，去看人行道上的招聘帮手的启示。到了那年的深秋时节，我的研究领域内一共公布了23个空缺的职位。我把它们全都纳入了自己的考虑范围中，尽管我认为其中的三个或四个职位是低于我的标准。
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欢快地渡过了最后一年。就像所有曾经教过小孩子的教师一样，我每时每刻都体验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激之情。当和一个学生一起工作时，某些事情会豁然开朗，于是我就相信那是命运在起作用。命运曾经清理了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纷繁的航程，因此，当学生的生命正需要一个启示才能通向实现时，于是我们的路径立刻在恰当的时间交叉在一起。这是一种保管方面的事情——就像房屋管理人，她把外衣披在厨房椅子背上时，顺手将花盆中种植的植物挪向了阳光，这也许只是不经意的转动，也许她在做这些事情时心中未做任何考虑，但是这却能够让植物繁荣茂盛。我相信，这就是我仍然联系工作的原因所在。也许这种联系对于我来说总像是在草丛中进行渺茫的探寻，但是，在我呆在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月，我将找到稳定和安逸。
丹是一个高大健壮的足球队员，有着比学习更美好的事情来做。在凌晨两点时，他从自助餐厅正后面的大学滑雪斜坡上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铁制的滑雪电梯支柱上，破碎的像个裂开的西瓜。他并不希望活下来。但是当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他的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并且说丹曾经问起过我的情况，看我是否能够去探望他，而且（这是令人惊诧不已的地方）看我是否能够把理查德·雅兹的小说《革命之路》带过去。这本书我曾经告诉他必须阅读。这是命运，我想。
保罗一天到晚就想着成为一个电影制作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极其厌恶艺术系的教授们，因为他们的推荐信会成为他申请电影研究生院的一个沉重负担。他是我的辅导生。我劝说他不要灰心，而应该申请国内最好的电影学校——加里弗尼亚大学洛杉基分校。我的学生从未被那里录取过。但是我莫明其妙地给这个学生打了电话，并且询问推荐信的情况，然后用两个星期给他写了推荐信，用绝对的认真态度加工了每个段落。在他被录取之后，他的父母进城向我表示感谢。我们一起吃了饭，当时他的父亲斜依着桌子，告诉我说科尔格特大学让我离开是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当今世界，”他说，“这样的事情就好像狗眼不识金香玉，狗眼不识金香玉。”
真恰当，我告诉自己说，狗眼不识金香玉。我喜欢这个声音，我喜欢从我口中发出的反抗的话语，我喜欢这种方式。它将我从失去工作的绞架上释放了下来，而且使我感觉到我的同事要比我略逊一筹。可怜的呆板的人们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不一样。我只是路经此地，还要向前走，到一个色彩更加绚丽的地方。
于是我把自己在科尔格特大学的最后几个月用于破坏和报复。一天下午的后晌，我停在了系主任办公室前面，向她声明：我们严重地迷失了航向，因为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学生时，认为他们长大后将成为像我们一样的校园书虫，而不是居住在真实世界里的真实的人们；因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并未使他们从生命的悲痛中获取洞察、舒适和赎罪。“这是谋杀啊！”我说，并且拉着她的胳膊走进过道中去看一则学生协会的布告。这个布告在最后一门考试开始前就已经挂在了楼梯井中：一旦你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立即将你的书本卖还给旧书书店，然而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看到了，我们应该起而反抗。”我确信地说道。
在大学里有许多善良的人们，她正是其中之一。当我告诉她我们是文学谋杀案的帮凶时，她站在那里，接受了我的观点。
然后就是一个同事举办的圣瓦丁节舞会。当我正在打开冰箱拿取一瓶啤酒时，我听到一些教授谈论他们是如何地工作过度。“我知道一个护士比我挣的钱多，”其中一个人抱怨到。我无论如何无法使自己沉浸在舞会的氛围中。就在头一天，我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学生给我看了他刚刚作完的一张考试卷，在卷子的上方是教授的名字，接着是日期——1982年2月。他已经使用相同的试卷超过了10年，“首先我摇了摇头，然后就笑出了声。”那个学生对我说：“然后我就开始想起我的父亲曾经多么辛苦的工作，从而将我送到这个地方。我几乎有点要发疯了。”
我走到了那些教授面前。“我从未知道哪一个教授能像护士那样地辛苦工作。”我说。其中一个人是很英俊的家伙，可是他的表情极为难看，像是刚从大炮中射出来的人。他极力告诉我他每星期投入80个工作时。“那是一大段时间了，”我说，“每星期你在课堂的时间是多少呢？”
“6个小时。”他说。
“6个小时，”我又问到，“办公时间呢？”
“3个小时。”他说。
“3个小时，”我说，“那就是9小时了。你还剩下71个小时。”我看着另外两个人离开了我们。“这就是护士的工作时间。”我透过一层烟幕冲着他说，当时他正想做出回答。我想我为自己能使他难堪而高兴，但是当我望着他时，我又为他感到难过。“不要介意。”我说。
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向科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之后，她柔声说道：“正是这些人每天去工作，而且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你想证明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证明，根本不想证明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他刚刚得到提升，而我却被解雇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真的。”
科伦只是看我。“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她说，“整个去年，自从你被学校辞退后，你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发火，而我一直为你而担忧。”
我应当抛开这种事情。可是我已经染上了反抗的毒素，因而极难对其它人说些临行的话。“当我们刚才谈话时，”我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到缅因州以后，一定不要在你父母的邻里租房子住。”
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离开科尔格特大学后，我们将返回家乡；并且我们曾经一直说要到科伦的家乡附近找一个房子。我们两人都曾愉快地对我们的孩子们说，这样可以更靠近他们的祖父母。但是现在，突然间我甚至不敢想象在那里呆上一天了。
“为什么？”科伦问到。
我思索了几秒钟，然后告诉她，我想住得离大海近些。
“每一个来缅因州避暑的其他人都是这样想的。”她说，“那是非常昂贵的。”
“呀哈，喔，”我说，“我认为我们值得如此。”那一时刻，我的呼吸有些紧张。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工人阶级的邻里中，而我又没有一份上好的工作足以把我和我的邻居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那就太令人灰心了！我又怎能使这些邻居甚至我自己来相信我仍然是在向上爬呢？天啊！如果那里有个后院的闹市，而人们在工作日突然登门拜访，正好看见我呆在家中，那又会是怎么个样子？我又如何说服这些邻居，我仅仅是顺路在家里逗留片刻，而后又要去争取极其新鲜而闪光的机会呢？
在悲伤之余令人心慰的是，我的几个学生在那年春天组织了一个请愿活动，要求学校重新聘用我。超过三百人数的学生在请愿书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将请愿书呈交给大学校长。不久，学生活动中心和书店贴出了标语，后来学校的新闻报报道了一个研究生最近为了抗议我被解雇，竟然放弃了他那享有声誉的文学奖金。巨大的床单制成的旗帜从学生公寓窗口挂了出来。我假装没有注意。而且每当学生问我关于我的计划时，我就解释说我们很高兴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将回到缅因州的故乡。”我会这样说。在一个暖和的春夜，卡勒因饥饿醒来，我为她调制了一瓶牛奶，并且用胳膊抱着她漫步于校园。当我们走过高大弯曲的柳树林时，她睁大了她的眼睛。人们有时和小孩子在一起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把她举了起来，这样她就能够看到横挂在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