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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松了口气。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到我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他都在帮着她的父亲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记得盖房顶板是多么的热，他和我的姥爷坐在房顶上喝冷啤酒。他还记得啤酒的味道是多么的好，他告诉我他从帮建那间房子中学到的关于使用工具的每件事情。
我以前从未听他谈过这些。突然，我强烈地希望我的父亲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们坐在壁炉前谈个通宵，这样的愿望在这一刻超过了一切。我想听所有他从没告诉过我的故事，而且，我想告诉他，他从来都不该受到我曾对待他的那种方式。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教授，”他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再教书的。”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他已以他自己的名义为我给考尔比大学和缅因州大学写了两封信，那是我曾执教过的地方。
“我不明白。”我说。
“哦，我想帮忙，就是这样。我只是打了几个电话。我打电话的每个地方都记得你。”
我停了一段时间才开口。“他们现在不会忘记我了，这是肯定的，”我告诉他，“听着，爸爸——你不能那样做，明白吗？我知道你想帮忙，但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帮助。再也不要那样做了，好吗？”
我想象着电话线那边的他，他和我的继母一起住在费城的一套小公寓里。我从未拜访过他们，但听我哥哥讲，有一次，他去时发现房东正为暖气开的太高而对他们大吼大叫。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我哥哥说，房东就像指责小孩子一样责骂他们。我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他坐公共汽车来看我们。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争吵。到他离开时，我开车把他送到汽车站，把他放在前门处。门是厚玻璃板。从后视镜中，我看见他试图从窗户进去，直到一个陌生人给他打开了门。
“哦，”他难过地说，“我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他已变成了一个老人，当他的声音一消失在电话线上时，我便开始想念他。
夜里，我决定我要告诉他些什么或者给他些什么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起他的一个妹妹告诉我的话，说他小时候最想的事是像其他人一样。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住在租来的没有管子的破旧房屋里。他常常在睡觉前抱着他的小妹妹到户外厕所去，在他把她放下来小便前，她总是要他用他的扫帚把蜘蛛网扫干净。他的牙齿是烂的，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看见他的父亲在街上卖苹果，而他的母亲，一晚又一晚地想从要分给六个人的几个烤土豆中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来。虽然其他家庭都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恢复过来了，但他自己却没有。
他是那么渴望只是和别人一样，当战争爆发时，他有了希望。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皮包骨头的、有着一双鸽趾足的男孩，穿着短裤跑出体操课，应征参了军。在新兵训练营，他们拔掉了他的牙齿，下午是上齿，第二天早晨是下齿，给他戴上了假牙。他们给他军装，他立刻感到他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他内心深处得到了满足。
几天过去了，拉里没有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到费城去看望我的父亲。当我到达时，他正坐在车里，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麻烦在啮合显示器上，那排红色的数字和字母——PRND21——在方向盘上。数字和字母仍然看得见，但当改变车速时，转动的红色箭头就不见了。
“底特律的冒牌货。”我低声说。
“不，它是一辆好的老车子。”他说。
我父亲手上的活从来都做不好，我想也许这就够了，如果我为他修好这辆车，也许我们之间一切的苦涩都将烟消云散。我爬到挡泥板下，发现塑料盘上的四个螺旋都在原位。我发现支持啮合显示器的盒子紧靠着方向盘。“这看起来相当简单。”我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曾有一个地下工作台，和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父亲们一样，他把多余的钉子和螺丝钉放在婴儿商品罐里，盖上盖子保存在架子上，但他对工具完全不在行。我使用平挫和飞利浦螺丝刀开始修理，但几小时后，他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了车里，我父亲从人行道上照来的手电筒的光也变暗了。
“几点了？”我问他。
“将近11点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
“哦，不碍事。”
早晨没地方去，我想。我知道那个故事。
“我曾有几辆好的福特车，”我的父亲高兴地说，“我认为福特车是好车。”
“是的，不过，这是一辆切诺基。”我提醒他。他没听见我说的。
“你爷爷的第一辆车是福特车。A型的。你奶奶拿出她所有洗衣服挣下的钱帮他买下它。她下定决心要拥有那辆车。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现在我才明白，在大萧条时期，当情况很糟时，是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快乐。”
我说：“我根本不记得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爷爷都粗暴地对待她。”
他开始想反驳，但止住了。
“把那卷我给你的钓鱼线递给我。”我对他说。我从沉默中知道我对南娜性格的描述刺伤了他的感情。“看，”我说，“我在南娜身边时，她总是让爷爷占她的上风。这就是我说的全部意思。”
他让这事过去。然后，他谈论他们第一次的汽车旅行。“南娜许诺说我们都到哈里斯堡①去，”他带着微笑回忆着，“从费城出发，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开了一天多的车。我记得南娜告诉我们两人，我们将去找她的姐姐，住在哈里斯堡的爱丽丝。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姨姨。”
①哈里斯堡是宾夕法尼亚州首府。——译者注
他告诉我，南娜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直到她的姐姐被人领养后被带走。“她所说的只是她的姐姐被带走，在哈里斯堡和一家人住在一起。“那就是全部，到我们坐着A型车前往哈里斯堡时，离南娜上次见她至少有15年了。爷爷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但南娜决心要去。“我的弟弟，罗伯特，在路上生病了。我记得他在发高烧，南娜在旅途中一直抱着他。当我们到达哈里斯堡时，我父亲说，‘那么，现在你想到哪里去，艾达？’她让他从一个地方驶到另一个地方。他慢慢地在街道上来回开着车，她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我看着她。每间房子的前门都会打开，人们都对她摇头说不。我们继续驾驶在街道上，她继续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然后，她敲开一个门，我看见她扑进了一个人的怀抱中。就像那样，她找到了她的姐姐。
“在回家的路上，罗伯特的病加重了。三天后，他陷入昏迷状态，去世了。所以，在三天时间里，南娜失去了一个儿子，找到了一个姐姐。”
我抬头看着他的脸，几乎看见小男孩时的他坐在父亲的新车后座上，看着他的母亲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直至找回她失散的姐姐的拥抱。
第二天早晨，我们双眼朦胧地站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新闻报道员把它叫着“白房子”，它被坦克包围着。我们半睡半醒地站在那里，我们俩都穿着拳击短裤，努力地想弄明白电视上说的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上面解释说这是苏联议会建筑的老带子，画面上是1991年时由一群强硬派领导的企图进行的颠覆活动。那是苏联共产党的结束。我看带子时有种感觉，觉得美国将是下一个，但我立即闭上了嘴。在我的沉默中，我感到了我们共同的基础：我们在这儿，两个男人，都不年轻，都没有钱，都没有挣一分钱或有一份工作或拥有一套房子，都完全被世界改变的方式弄糊涂了。
第16章 幸运
在我们住在普鲁兹隘口的全部时间里，每当科伦叫我和她一起到危崖小径时，我都要找一个不去的借口。她后来就不叫我了。
当我拜访完父亲回家后，我问她我们是否可以一起走一趟。那是凌晨时分，在我们外出时，我告诉她我父亲说的每一件事。走过大房子时，我指着铜色的光亮和窗扉，给她讲房沿抓住房顶板的方法。
我从工作中学会的小事情。“总有一天，我要为你建一座房子。”我告诉她。
“那一定很棒。”她说。
阳光明亮而呈红色。它正好挂在大型夏日旅馆的房顶上方。
“天这么冷，”科伦说，“我不知道你在这样寒冷的气候里怎么能站在室外工作。”
我拉着她的手。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念这寒冷的工作，重新挣钱的感觉是多么好，我是多么担心拉里不会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