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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洞的那天早晨，我听见有人在说：“喂，史奈德教授，上来一下行吗？”我抬起头，看见我以前一个学生站在那儿。他见我的最后一次时，我在讲爱伦·坡①。我们一起回家。他说他正在找一份非赢利的环境组织的工作。我告诉他我那天埋下水管道的事。“我可以毁掉房主的梦想。”我说。
①爱伦·坡：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我继续走着。“富有的蠢驴，在该死的保护区建造该死的府邸，”他说，“你该绞死他，老兄。”
我们工作中有一次新年聚会。中午，拉里在锯木架上放上一张胶合板，在上面放上比萨饼和啤酒，并发给我们每人一件套头衫，那天余下的时间休息，工钱照付。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搬运2乘8规格的木板。我把一叠木板拖在身后走着时，它们突然变轻了。我回过头，看见比利的儿子，布什校长的孙子，正抓着另一头帮我。
当消息传来说主人两天后要来时，我们都希望每件事都井井有条，显然，更衣室里的垃圾罐里不能有空啤酒瓶。我的工作是再次清理这个地方，但这次不仅仅是工地，还包括所有周围的财产。我爬上主人的树拿下一个装三明治的塑料袋，这袋子曾刮进房子里过。我爬行在沼泽地里，为了够着一个斯大洛泡沫咖啡杯，我的一只靴子被吸了下来。
我根本没看见他。我在地下室里和卢克一起漆木板。我一只脚裸着搭在丙烯加热器旁的绝热管上，想使它暖和点，我的左耳上粘着一块凝结了的血，感染正在加剧。两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带着一股扑鼻的香水味出现了。“你们有可以喝的热东西吗？”一个人问。旁边的那位女士提着Gucci①袋，里面装满了精致的样品。我告诉她们我很抱歉。“如果他们在浴室里安上玻璃纤维的水龙头，整个房子就毁了。”我听见这位女士宣称。
①Gucci是一种名牌商标。——译者注
“我们都得负责。”休息时间里，主人给了我们一打烤面圈后，马克在更衣室里说，他和拉里一起研究厨房的蓝图。
“建像这样的房子，”马克继续说，“这么多的材料，这么多的浪费。这么大。我们不再建这样的房子了。什么家伙需要的房子这么大？”
“整个冬天都在做。”罗博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马克说。
那天下午晚些时，我发现三楼的一个地方在漏水，雨水从房顶上漏下来。地板上有半英寸深的水，我能想到处理这件事的措施只是用雪铲把水舀进一个桶里。我做着，好像我是在一条将要沉没的船上舀水似的。我边做边嘲笑自己，告诉自己水最终会没有的，但我不想抓住这个能使胶合地板坏掉的机会。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我做的事，好几次都大笑出声来。我断定我不是为了主人或为了钱才做这件事的；我的忠诚是因为铺地板所做的艰苦工作。
一月的第二星期末，屋顶板运到了。成百上千盒的雪松屋顶板都是灰色的。我在车库里把它们堆起来，想着几星期的工作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报酬和收入。一个年轻的园林工为躲避寒风到车库里呆了会儿。他问我为拉里、比利工作感觉怎么样。他已经听说过一个油漆承包人的事，因为他不付给他的工人合理的工资而未被聘用，我知道他想知道什么。“我1小时得15美元。”我说。
“难以置信，”他边离开边说，“九年了，我得的只有那一半。”
拉里在车库后开始给我讲解，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被别人看见。他给我示范他希望这事怎么做，怎么划一条粉笔线，然后怎么在木板上钉上钉子作为向导，怎么把房顶板放在木板的边缘一次一块地移动。从第一块房顶板起，我就喜欢上了那样的秩序和工作时缓慢的势头，以及这事完成时所代表的意义。我喜欢手中锤子的重量，喜欢它在寒冷的空气中敲打时坚实的声音。
“我需要产量，”在第一天结束时，拉里对我说。我们站在一起看我完成的五列。“你必须移动得快一点。”
我肯定我能。但每天的情形都一样。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已变得极端寒冷。我每天早晨开始时，气温都低于零度，而且一天中很少是高于零度的。我每次拿五颗钉子，有些天，当我看表时，离下班还有3个小时，而我却觉得没法再忍受15分钟的寒冷了。
在车库的山墙端上工作时，进度还要慢，因为我不得不在每一列的末端锯木顶板，使它能适应房顶的斜坡并和已用钉子钉好的边缘紧密贴合。我用一把小刀来锯，用一把短刨来完成。一天早晨11点时，所有的转包人都回家去了，我们等着这个冬天第一场东北大风的到来。大海被淹没在海雾下，寒风凛冽，气温低达零下37度。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摆放着山墙端顶端的最后几块屋顶板，这时，拉里走到拐角处。我看见他站在那里。天开始下雪了。他从他的带子里拿出锤子，我看见他使用饺子来撬我做的屋顶板的边缘。
“我把它们沿角度锯出来的。”我充满希望地说。
“是的，”他说，“但我希望它们在边缘下面。你看，像这样？这是防雨的唯一办法。”他开始用锤子撬掉屋顶板。这发出巨大的噪音，钉子的吱嘎声和顶板折断后裂成碎片落到雪中的破裂声。我在脑中做着算术——1小时15美元乘以10，再乘以我浪费的5天。“你必须重做末端，”他说，“不要为此担心。”
这事发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整个星期六，我在自己的时间里独自工作着，直到我做完。星期一，我走进更衣室里吃午饭，听见比利正和拉里说著有关劳动支出的什么事。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说了，但我感到问题来了，当拉里告诉我他将暂时辞退我，因为门窗都来迟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须先停止盖房顶板时，我不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没有工作，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直到我走回别墅自愿做垃圾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说。
后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都等着拉里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见那座别墅的海滨去，去证实门和窗都还没弄好、没有房顶板在盖。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来凑钱支付我们二月的房租，当我打电话问拉里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时，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停住脚和科伦道别。“擦擦你的嘴，”她说，“上面沾有东西。”
我用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用手和膝盖捡拾别墅和车库内外的每一张纸片、每一块木头。我在捡木屑，告诉自己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严的，只要它能给你足够的钱支付房租。那个驾驶推土机的家伙跳下机器向我走过来。“那个送给你靴子的人？”他说，“凯尔？”
“是的。”
“他死了，”他说，“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这又使我感到无助和愤怒，那天做完活后我走的远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时孩子们都睡着了。但当我走进家时，三个大孩子都在那儿告诉我说他们和妈妈一起开车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丛里做什么？”爱琳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卡勒哭着进来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里搜寻着，最后发现了洋娃娃，当我递给她时，她指着一只脚，上面的鞋不见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说。
她点点头，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时，我父亲从费城打来电话。从去年我对他吼叫“要么认可，要么别瞎操心！”起，我们可能只说过两次话。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让我坐在电视机和录像机前，给我放一盘带子，那是他从一个名叫“这儿不再有的东西”或其他什么相近的名字的纪录片上录下来的，一个怀旧主义者看着费城，这个“充满兄弟般友爱的城市”，在那个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带任何恐惧地在大街上行走。我们就此展开了争论；我的父亲诅咒60年代的宽容和放纵——摇滚乐、赌注、男女同住的集体宿舍、逃避兵役的人，还有长头发——他从年轻时就知道的这个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时代的英雄——士兵和总统——是我这个时代的恶棍。
“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他在电话里问我，“当一个人失去他的工作时，人们应该帮助他，直到他站稳脚跟为止。”
“没事，”我说，“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气。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到我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他都在帮着她的父亲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记得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