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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时，科伦的父亲正好在我们家，我对他也撒了谎。“我在高尔夫球场的最后一天，”我不经意地说，“被解雇了。”这是一个容易的谎言，科伦也相信了。
我希望第二天早晨能起来去找别的工作，但整个夜晚我都没能入睡，我的脑海中翻腾着这样的话语一我是一个优秀的教师。我不该做这样糟糕的工作。我把我的钱给了一位将死的母亲。我把一个生病的学生带回家中。我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我能感到一切重又开始了，愤怒和自以为是塞满了我起航的帆船。
几乎就在第二天，我新一轮申请的第一封拒信到了。然后是多于三封的拒信，它们使我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这时，秋叶开始飘落了。
冬天来得很快。一天早晨，我醒来时看见了自己呼吸的气体。别墅的底楼已冻得不行了，所以，我走到海滩上用帆布包装了些浮木来生火。这成为我每夭做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我要在起居室里生上熊熊大火，这样，当孩子们起来时，能有一间温暖的房间给他们穿衣上学和吃早餐。
那天早晨，我们只有最后的50美元了，我外出进行我的浮木之旅，我看见了一个我初看时以为是海市蜃楼的地方，阳光在泥滩上闪闪发光、就像高速公路上的热气带一样。它看起来像梯子，成百上千的梯子矗立在半英里外的悬崖上。我继续往前走，直到清楚地看见一个巨大建筑物的木架结构，它看起来太大了，都不像是一座房屋。我看了一会儿后就回家去了。
当科伦走进厨房抱起卡勒时，我正在看求助专栏，卡勒在她的胸前放声大哭。“我关门时夹着她的手指了，糟糕。”我听见科伦歉疚地说，她把卡勒放在台子上，脱下她的蓝色小手套。然后我听见她的惊呼声。“她的手指掉了！她的手指头掉了！给约翰·布雷弗德打电话，叫他来帮助我们！”
我拨911，沮丧地想着在我有医疗保险时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时，科伦和卡勒已不见了。
一个出色的手科医生给卡勒做了手术，保住了她的手指。付给他的钱比我预计的要多，这使我回到那座房子处找工作。我的全部记忆只是站在厨房里，恐惧地站着，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感受我的内疚和不安，而那时，科伦用洗碗毛巾包好了卡勒的手，把她放进她的毛大衣里，害怕救护车看不见她们，跑出通道，站在向着七英里外的医院的方向的大道上。
第二天早晨我走回到那房子处，去得很早，我想向管事的人证明他可以相信我工作是不会迟到的。寒冷而凛冽的寒风在隘口处卷起了大大的浪花。我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到了海湾的尽头，然后爬过岩石到了一条小路上，这条路连接着海角，那座美丽的夏日别墅就矗立在那里。这是普鲁兹隘口中科伦最喜欢的地方。她把这条小路称为悬崖小径，她经常去那里捡拾南蛇藤和浮木。我在峡谷上的人行桥上停住了脚步。从这么近的地方来看，那房子大得像一个旅馆。地基上的木架有三层，每层有12或者14英尺高。我估计整个结构可能长100英尺宽40英尺，房顶离地面有50英尺。下部的10英尺高的混凝土地基墙上堆放着美丽的花岗岩石。我看见了三个男人在一面墙上做工。第一个人往下看着一堆砖头，然后拾起一块慢慢地递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再递给第三个人，那个人跪在墙上等着把砖头放在上面。我想他们肯定知道在靠近大西洋这么近的地方修建的任何东西最终都会被冲进大海里。
有四个木工正将胶板钉进木架里。他们在门窗上迅速地移动，像杂技演员一样爬上爬下，皮工具带围在腰间，身后拖着长长的是给他们的气锤提供空气的管子，那气锤向火炮似的冲向寂静的空中。我看见一个人用一只胳膊把一块胶合板举起来，用另一只胳膊把它放在架子上。我看着他们，就像比赛前你看你的对手在做准备工作一样。
在我走过去进入他们的视野以前，我脱下了羊毛帽子和围巾，把它们塞进我的大衣口袋里，使我看起来像一个不被恶劣天气所困扰的人似的，但在我穿过沼泽地的那一刻，我冷得骨头都疼了，我真希望根本就没来这儿。
拉里是这儿的工头，他必须用一把长齿的电锯为每扇窗户锯出一块胶合板，电锯的振动使他的肩膀像机枪一样晃动。当他做完时，他轻蔑的扔下锯子，跳过窗户的四个脚，从架子上下来，他有着学生经过校长身旁时露出的那种笑容。他看起来快乐而强壮，自己就足以建好这个地方。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选择了极好的一天向他要工作做。我们在极其寒冷的冬天里站着交谈，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即使他巨大的能量也解决不了的方程：有一座房山等着去建造，而所剩的时间只有一串极端寒冷的冬天。
整个冬天都需要在户外做工。剩下的胶合板，然后是整个结构的包装，然后是窗户、门、屋顶、修饰、阳台和走廊。他平静地说着这一切。“也许光是盖房顶就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他说。“你盖过松木房顶吗？”
我对他撒了第一个谎。“这是一个大房子。”我说，抬头望着屋顶。
“这是一个梦想。”他说。他告诉我它占地近四百平方英尺，可能要花费150万美元才能完工。他以前曾建过两座别墅，但和这座相比只能算玩具。“但，事情都一样，”他说，“你建过一个房子，下一个就不神秘了。”
我立刻喜欢上了他，我为我将不得不向他隐瞒我背上的破碎的椎间盘以及关于木工活我所不懂的每件事而感到难过。我在脑袋里想着，如果我弄掉了像昂贵的窗户这些东西或者砍木板时多砍了半英寸，我该如何收场。我又抬头望着房顶，想知道怎么能在覆盖着雪和冰的陡峭房顶上工作而不掉下去。
他告诉我只要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工作。“我们一天工作10个小时，我将付给你1小时15美元。”他说。
“我明天早晨就开始。”我说。
“只要带上你的木工带就行了，”他边说边跳回到木架上往上攀登。他在我头顶上叫道，“你有木工带吧？”
我又撒了谎。
我走在温斯洛·荷马道上，脑袋里盘旋着数字。1小时15美元乘以一天10小时再乘以一周5天。够了。够了。在我到达电动门前闪身出去时，我想着我要带科伦出去吃饭，也许还该给她买套新衣服。
那天晚些时，我带着四个孩子到瓦尔一马特店去买木工带，我在他们面前试了试，给他们看装卷尺和刀的皮包、装钉子的袋子和夹锤子的夹子。我们让卡勒骑在机器马上。当我给爱琳一些25美分的硬币买胶球机时，我看见她的惊奇；几个月来，我都努力地想说服她我们并不穷，只是破产了，现在，我想让她看我花钱。我们一回家，我就到厨房里拿出放在壁橱里一个玻璃罐子中的食品券。那天晚上，我当着爱琳的面把它们扔进壁炉里。她问我：“到底是谁替我们买的那些食品券呢？”我告诉她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买的。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挣钱，”我说，“他们应该帮助那些没有挣钱的人，这样才公平。”我看见她试图搞清这件事。我几乎可以看见15年以后，她在路上对她的丈夫重述这一情景，这个投资银行家嬉笑着对她说：“宝贝，毫无疑问，你们这些家伙总是这么穷。你的老父亲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这是对他——她未来的丈夫而言的，我长时间的坚持着，试图让我的女儿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幸运的人帮助不幸的人是使公民连接在一起的唯一办法。
“反正，”她轻柔的说，“我认为我们不该再使用它们了。”
“好的，”我说，“不过，想一想。如果你的妹妹内尔饿了，而她又无法买食物，因为她没有足够的钱，你会给她买食物吗？”
她转了转眼珠说：“得了，你该一直有工作，就是这样。”
早晨六点，我沏了一壶热茶，做了两盘花生酱和两个果冻三明治，然后穿上我所有暖和的衣服——内衣、长套头衫、两双羊毛袜、高领绒套衫、扣到脖子处的棉衬衣、牛仔裤、法兰呢衬衣和羊毛衫。穿衣服花掉的时间和我打冰球时穿衣服的时间一样长。我在最外面穿上了厚厚的被子似的大衣，那是我岳父在南波特兰码头上工作时穿的。我能找到的唯一一双薄得可以抓锤子和钉子的鲜黄色棉手套看起来仍然相当暖和，它是我在商储店里花2。29美元买来的，6点30分，我的腰间挂着空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