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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球送给姥爷，”当我把花押球放进我的商储袋中准备去卖时，他闷闷不乐地说。
“这周我们需要它们来凑足一百个，”我说，一边把球拿了出来。
“这不公平。”他说。
他和他妈妈在家呆了几天，我一个人到高尔夫球场去，我发现他的陪伴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意义。
那年长长的秋末就被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消磨掉了，在那里，杰克看起来和我一样对我们的工作感到开心。从工作中得到的乐趣越多，我们行动的规则就越复杂精细。我们绝不会突然跑出灌木丛，在不能肯定没有高尔夫球手时，即使球清楚地在眼前我们也不会贸然走到球后。一般情况下，我放哨，杰克则冲进球道、捡起球、又冲回灌木丛。有时，球还是热的，像我们从鸡窝里偷出的鸡蛋似的。任何高尔夫球车都是警戒的信号，但后面没有球棒的球车则是因为球场上的麻烦而来搜寻的人。学会躲开这些执法者和高尔夫球手们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藏在灌木丛里是一回事，但要完全地隐蔽好同时又眼观八方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从一次艰难的遭遇中领教到这一点的。那天早晨，我们去追逐一个高尔夫球手从六座三号地打出的球，那球落在离我们的藏身之地不到五十英尺的灌木丛里。当我们去搜寻它时，那个高尔夫球手和他的同伴朝我们走过来了，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得多，我们躲在松树下时看不见他们。当其中的一个人坐在离我们的头三英尺远的树上时，我们已没有时间跑开了。
一天早晨，我们捡到一个印有中断我们汽车合同的保险公司名字的花押球。我把它扔进了海里。另一次，一个女高尔夫球手走进灌木丛，脱下内裤，在离我们三十英尺的地方小便。我用手蒙住杰克的眼睛并闭上了我的双眼。
最后，我们发现高尔夫球手们使用沙丘来规划驾驶范围。沿着整个海岸线，都立着一些标志，禁止人们在沙丘上行走，以便保护脆弱的绿草，那些绿草从小芽中发出来，沙是唯一能防止侵蚀的东西。从那以后，和敌人周旋的活动规则就改变了。我开始随身带着高尔夫球棒去打球，我走出灌木丛，在球场上击球，就像我有权这么做似的。我们不再躲着球场管理者，相反，我们开始寻找他们。当大型割草机上的家伙背对着我们在球道上时，我会站起来，击球飞过他的头顶，然后缩进灌木丛看他猛然转动头颅的样子。一天早晨，当四个男人到达四号场地时，我和杰克把十支箭都射到了草地上。有两个人停下来站直了。“怎么回事？”我们听到一个人说。我肯定地认为他将回到灌木丛中来找我们。把箭射到草地上成为我们最喜欢的破坏活动，但太多了后，那些高尔夫球手们就没有反应了，只是把箭拔出草地，就像印第安人的暴动在这个地方依然很平常一样。但有一次，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踢出了草地上的箭，他的衣服白得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厨师，我听见他说：“我诅咒那些该死的流行音乐。”
晚上，我在床上告诉科伦这件事。“我认为，他说的是关于缺乏信仰的问题，”我告诉她，“正是这样，对吗？美国的进化只不过就是一代比一代更受到欺骗，直到没人再相信任何事，你可以讥讽所有事情，从总统到医生到职业运动员。”
“我想你的下一代就在开始，”她说，“你脑袋里是怎么想的？”
“所以，当人们谈论这个国家真纯的消失时，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国民们信仰的丧失。”
“你没回答我，”科伦说，“你想没想过你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教给杰克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告诉她，“和他一起在那儿很开心。这就是全部。”
她摇着她的头，突然，她充满了悲哀。“这样浪费时间，”她说，“你不希望他长大后成为那种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的人。有人正使他憎恨这里的人所拥有的东西，只是为了想得到它。”
从那以后，我从不对她讲我们在外面的事。我在浪费我的生命，我知道，但那儿实在是太美丽、太宁静、太平和了。一天，我们在球场上一直呆到黄昏才回家，走在回家那条长长的路上，经过一个农民的货摊时，我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个麦金托什苹果，我不会忘记它。我们的快乐咬进了苹果里，那酸酸的味道，斯特顿岛地平线上紫色的光，三个蓝色的大鸳鹰飞向沼泽地。“看看，杰克，”我说，“我们在真正地生活，小东西！”
这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我和杰克一起穿过灌木丛，高兴极了，我开始把高尔夫球扔回球道上那个击出此球的球手的地方，他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再见到它们。“上帝啊，波尔！”一个高尔夫球手惊呼，“这是你最精彩的一个回球。”
九月下旬，有关于我朋友罗宾森的消息传来，正如我们在波士顿见面时他的预料一样，他和德博离婚了。科伦鼓励我去看看他，我便坐上了前往佛罗里达的火车。
在那儿的几天过得很快，我马上又坐上了火车。在回家的所有道路上，在萨凡纳和里士满、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火车进站时你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们。我想如果我的爷爷姥爷看见他们该多难过呀。他们两人都是体力劳动者，所受的教育都没超过八年，但他们低廉的小时薪金也足以使他们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且每隔三年就能买一辆新式福特牌汽车。而现在，他们会沦为乞丐。
我回家后不久就到波特兰的避难所去了，接替了比利留下的工作，给那里的居民阅读雷蒙德·卡弗的小说，他们都背靠着正方形房间的墙壁坐着听我念，大多数人的头都向下勾着，就像在教堂里似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在朗读一个故事时，有个人突然站起来背诵吉卜林①的诗《如果》，他是一个矮小的、馅饼脸似的男人，手织的滑雪帽耷拉过了耳朵，一条丑陋的伤疤穿过他的鼻梁。第二天晚上，一个戴着厚厚的黑边眼镜、有着一双粗野的眼睛的笨拙家伙向我走过来伸出他的右手。当我伸手要和他握手时，他把手缩了回去，斜靠到我的身上，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让我成为这里第一个不和你握手的人，你说的东西狗屁不值。”
①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一周左右后，我从避难所的女负责人那里了解到，这个人在南波特兰曾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当他的妻子被诊断为患有晚期癌症后，他抛弃了他们。他们曾过着体面的生活；他是一个码头装卸工，收入曾不错。当他的妻子到医院生孩子时，他们已有了一个3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她在医院里被查出胸部有肿瘤。
在她和新出生的婴儿回家时，她已知道癌细胞已扩散到她的淋巴结里，她有可能会死去。当她的丈夫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而无法再工作时，他们搬进了她母亲的家中。他开始整夜在街上游荡。然后，有天早晨，他没有回家。他们的故事是我听过的最悲惨的故事。我开始同情他们。最后，女负责人告诉我，当那个父亲不能带他的全家到迪斯尼乐园去玩时，他的情况糟糕到了最低点。这是他妻子提出的唯一要求，希望在她还有劲作这样的旅行时能和家人一起到迪斯尼乐园玩一遭。
九月的一个下午，天冷得快下雪了，我和我的两个大女儿一起到了南波特兰的坦普尔大街上，那个母亲就居住在那里。头上是漆黑的乌云，地平线上有一抹可怕的橘红色亮光。
“我冷。”内尔说，她拉着我的手。
我知道，我是不会走到门前去的。我想我只是想看看他们居住的房子、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开始时，我们站在拐角处，然后往前走到人行道上，从这儿可以看那个有白色侧板的一层楼房。房子保持得像船一样整洁。车库的门是卷上去了的，里面摆着一张餐桌，可以看出，这儿已被改成饭厅了。我们看见一个有灰色头发的女人开始摆放桌子。还有一辆红色的老式货车，两边是木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