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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于我工作的最美好的部分是我的学生。他们是那么地令人愉快、讨人喜欢，以致于我承担了额外的工作，我比系里任何其它的教师带了更多的辅导生，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吃晚饭或者看电影；并且在教授文学课程时，我使用了排山倒海般的激情，这使得我的课成了校园最流行的课程。其实，这并不难做。因为这些日子里，学生们是非常勤奋，即使大多数教授讲授单调愚蠢的文学理论时，他们的学生也会认真听讲而不睡觉。我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我被学生荣誉社团每年提名为“年度教授”，他们给我寄来贺信，高度称赞了我为学生们将文学赋予了生命。
1992年3月，这是我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在这一天我又收到了类似的一封贺信。然而，同样是在这天，院长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通知我说我被解雇了。
作为解雇的补偿，学校允诺给我的条件是优厚到极点了：我将被允许来完成我第三年所剩下来的课程，并且如果我愿意担任讨论俱乐部的指导老师的话，我可以在第四年返校，工资上升一级，得到全部的福利待遇，以及额外的三千美元的俸禄。同时，院长将推荐我到其它大学，公文信上会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英语系的终身教授已经高度饱和。
我在13岁时获得第一份工作，采摘蔬菜。从那时往后，在我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我从未被人解雇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学校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错选了人。他们不知道科伦刚刚为家里做了窗帘，油刷了孩子们的房间，并且为了用钢管来替换生锈的铁管、拆除石棉基底，我们刚好用完了存折上的最后9千美元。他们一定选错了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孩子将要出生，而且我的父亲患有脑瘤，这将夺去他的生命。
我坐在我们的后院，反复读了几遍那封信，而后步行前往学校。我爬过了小山，来到师资院长办公室，然后等在那里，直到他能够接待我。当时我有足够的自信——可能是一种高傲或者是长期的成功历史——认为我将能够把事情处理好。我将说出完美的事情，或者告诉他我全部的成就。我将给他留下最佳的印象，于是那个决定将被取消，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望着秘书回着电话，并且敲打着他们的计算机。好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将十分平静地向院长解释：我是英语系中唯一一个带新生讨论课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每学期讲解高级公共教育课程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自愿讲解多个部分必修的调查课程的教授，并且没有哪个老师所单独辅导的学生比我多，没有哪个老师发起的独立研究比我多。院长并不知道我本人，所以我需要让他知道我是谁。我曾经出版过三本书，有着优异的研究生院记录，并且在我的档案中有着那么多高度赞扬我的信件。我所能做的是再施加点压力。
他很谦和，也很忙。他承诺他将为我写下赞扬信，说明我是多么地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并且多么地受到同事们的尊敬。我看着他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大钟表。然后我想：等一会儿呀，好朋友，你不应该在这儿假装匆忙；我们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也许是整个下午，因为我有关于自己大量的美好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这样你才能够坐在你的办公室内玩计算机上的高尔夫球游戏。
我将事情摊了出来，但是我可以从他那没有变化过的笑容判断出，我已经干扰了他面前的事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升得有点儿太高了。我对他解释我的父亲生病了，而且我有一个新的婴儿将要出生。最后，他向我伸出他的手，表示握手告别，此时我屏住了呼吸。
他那佯装出来的微笑使我感到十分尴尬。“我很抱歉。”他说着，并把我送出了门。
那天晚上，在睡觉前，我为内尔和爱琳读了《最小的天使》。当他们睡熟以后，我就靠着她们的台灯坐在了地板上，心里盘算着由于我的失业而造成的家庭经济问题。我计算着：每个月的开支只有两千美元多点儿，这样我们可以每月从我剩的工资支票中节省下来140美元左右，到1993年8月1日我被解雇时，大约有17个月的工资支票，总共节省2380美元。但是，在我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之前，我必须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千美元，这是它贷款给我用于分期付款购买房子的首期付款。所以，除了我们将来用于搬家的费用之外，我们将短缺几乎3千美元。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科伦进入梦乡。然后我就拿着一个打火机在屋子之间来回走动，盘算着我们的财产，并且决定我们能够卖些什么以及卖多少钱。洗衣机和烘干机能值400美元。但是科伦为有了一个得体的洗衣间是那么的高兴！它那宽大的窗户可以映入下午的太阳光。每天她都要把洗过的衣物叠起来放在这扇窗户下边的长长的木架上，尽管我从未记得自己看见她做这些事情。在餐厅里，有张桌子，它是我用硬木板做的，由于孩子们和科伦在它上面画油画，桌面已经被油彩弄脏了，这张桌子大约值20美元。我打开了天花板角落里的闪光灯，天花板是我用薄岩石板拼凑而成。在这所房子中我曾经做过数不清的类似的工作，任何一个工作在时间上都得满足我的一个标准——我必须能够在一天内开始这项工作并完成它，因为我毕竟是一个繁忙的人，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让我做。沿着窗户台，科伦将一些幼小植物排了一行，这是她和小孩子们一块儿栽下的，她们希望到夏天时那儿成为一个小花园。我跪了下来，看着小女孩们稚手为每个植物写下的小小名签。我想象着写这些名签必然花费她们多长的时间，她们写错了，就用橡皮擦掉，重新再写，她们的母亲耐心地等在一旁，并及时地鼓励她们，直到名字最后写对为止。在厨房里，我检查了电冰箱，拿下磁性字母，察看一下留下的痕迹。它也许值200美元吧。在会客厅里有一张写字台，它是由樱桃木制成，一定能值400美元。它曾经属于我的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伦已经不再将它仅看成是一件家具。她希望把这个写字台留给我们的孩子们。卧室里有两个长沙发，每个都值150美元。两个侧翼的椅子至少应该值75美元。在那个靠近壁炉的椅子上，科伦曾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在那儿为杰克喂奶。我曾经看着她解开她的上衣，用一只手捧着杰克金发的小脑袋给他喂奶。在楼上，她的倩影留在了每个房间里。她站在小孩子床顶悬挂着的活动玩具下；她站在挂于墙上的刺绣壁画前。在黑暗中，我追寻着明丽的光芒，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像是一个乞丐或者一个陌生人。在我刚刚走过的这些房间中，科伦和孩子们曾经生活过。
我计算出大约1400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的生活精打细算，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每月的杂七杂八的开销由400美元缩减到200美元。这就意味着节省出另外的3400美元。所以，在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000美元之后，到我被解雇的时间，我们将余下2000美元。
第二天，我去了人事部。我发现自己能够从养老金中提取16800美元，如果减去3200美元的税务，那么就是13600美元，将这个数字加到我计算出的两千美元的存折上，最终是156O0美元。这样看来事情并不是特别糟。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还有17个多月的工资支票，而且到最后一个月时，我们仍然有15600美元可以当做救急资金。到那时我将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于是一个新的月薪将会送上门来。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按买的价值出售我们的房子，这样看来，就更不会存在任何的担忧了。
但是当需要告诉科伦我已经面临失业时，我却总是无法在我们的家中找到合适的时间，或者适合的地方。她那身怀有孕而隆起的肚子是那么可爱，而且她对我是那么信任，于是我只能独自拿着我的解雇通知书。
晚上，我最终还是告诉了她。夜色是那么的美，又是那么的寒冷，冷得足以在我们修建的后院冰池上溜冰。我走上楼，来到我们的卧室。我发现科伦手中拿着一本书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跪了下来，斜过身靠近她的脸庞，感受着她的气息。在她妊娠的最后阶段，我总是喜欢在她睡着时拉起她的睡衣，看着胎儿在她的肚子内来蠕动。今天晚上，每当婴儿转动时，科伦的眼睛就会颤抖一下。我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亲吻着她的脸颊弄醒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