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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视着他，想着当他到库房里打开蔬菜箱时，可能被允许摘下发网。这时，从余光中我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他是一位穿着干净的老人，光秃秃的脑顶周围还留有一圈白发。但是从他那惊讶、蓝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25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当他认出我时，我也认出了他。我们都很吃惊，随后是一种伤感，我们两个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噢，不，你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上帝啊，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彼此彼此，”他说，“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你看起来很好。”我说。
“你看上去也很好。”
他告诉我他住在斯卡勃拉海滩上的一个共同管辖区里。我立刻觉得很幸福，命运！几乎30年前，当我17岁时，他是夏日旅馆的经理，那时我去面试我的第一份工作。他立即雇了我洗盘子。在好的工作和坏的工作的生命历程中，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他绝对擅长赢得雇员的奉献。我为他工作了三个夏天，当我们失去了联系以后，他逐渐地成为缅因州一位有钱的、德高望重的生意人。
我们一边交谈一边走过结帐台，走出大门，来到他的汽车旁。他的孩子都已在外上寄宿学校了，他有的是时间，他似乎渴望聚一聚。“某天科伦和我会带着孩子去看你。”我告诉他。
“好，”他说，“那太好了。”
我猜我可能是过于大惊小怪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对科伦讲，我看到他变得如此老是多么震惊，然后我想说有一种很有希望的可能性，他是给我一份工作的合适人选，因为他在生意界里有各种各样的接触，而且他还是一位曾经认为我是个值得雇佣的人。
科伦耐心地听着。
我说我要去商业大街买些新衣服。“想和我一块去吗？”
她不想。她说她想回家，减轻一下她妈妈的负担。“为什么你需要新衣服？”她问，带着焦虑的神情。
“嗯，我实际上不。”我说，“我只是猜想我还相信合适的花呢夹克和一件蓝色的牛津扣衬衫和一双便宜的懒汉鞋是有区别的。”
她温柔地冲我笑笑，说：“你实际上不相信这个。”
“为什么不？”我说，“你认为我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只是我们没有钱来买新衣服。”她说。
无论怎样我还是花了，不到一小时花了大约450美元买了衬衫、花呢运动夹克、鞋还有一条新皮带。商业街上挤满了购物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像我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穿上好衣服就能干大事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穿上新衣服去了海滩，想让迪诺看看我是不是看上去更值得去做一些好的工作，我停下来去拣海浪扫出来的沙钱，回家时要把它给科伦。当我的手伸到水下时，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咬了我，我把手抽出来，血从被钩住的地方顺着手腕往下淌，那是一个样子丑陋的像黄瓜样子的鱼饵，上面悬着三套钩子。我有点头晕，站在那里一会儿，海水向前涌着，浸湿了我的新鞋和袜子。我弯下身，手伸到水里尽力止住了血。那时我的新花呢夹克的胸兜上也沾上了血。如果我走完剩下的路程到了迪诺门口时，我确信他看我更像是一个落难船的生还者而不是一个雇佣候选人。我或许是一个某一天不得不戴着发网去工作的人。我回家了。
科伦正在厨房里等我，我把贝壳递给她：“这就是全部我弄到的，”我可怜地说，“你知道毛料衣服上怎么弄的血吗？”
那周我终于坐到了那对基督夫妇的起居室里。一天早晨，科伦到波特兰去看看领取食物票和燃料资助的条件。当她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带卡勒到长马特前骑机械马，为了掩饰，我把厨房柜子上的零钱罐倒空了，拿走了所有的2角5分币。
我们在1路的拉·外地尔药店停下，在那买了一盒魔力棒。我把它打开放在前面的座位上。“爸爸只要蓝的，”我对卡勒说，“余下的都是你的。”我把盒子递给她，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座位上，而我则开始修补我的花呢运动夹克，直到上面的血迹全部被毛料里的苍蓝色线条所遮盖住。
我准备向那基督夫妇要1。5万美元。我不想向她们说谎，也不想绕弯子。而且我也没有感到很悲哀，因为我已经有4个漂亮的孩子，而他们没有，卖给他们一个孩子会让我们有钱再活一年，直到新一轮的大学工作招聘。
他们有一间白色的起居室，奶油色，我猜测。4个奶油色的沙发摆在客厅的侧边，房子的中间摆放着一张玻璃面的桌子。我看见那位太太在煮咖啡。我只是看着她瘦瘦的手腕，想着她一定有什么健康的问题，这使她不能生育。我要对她讲我需要很好的补偿，因为我丢了工作，再找一份工作的希望也很渺茫。我听见她的丈夫说：“噢，不，宝贝，别这么做。”当我抬起头来，那位太太正在去拉卡勒，但是太晚了。她已经拿起了桔色魔力棒在一个沙发上画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的大圆。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商业街停下来。“我妻子对我很生气，”我告诉售货员，“每一次我生日要来时，我都出去为自己买些东西，结果总是她也买来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但是她没注意到蓝色魔力棒下的血迹，她把衣服拿回，把239美元全部还给我，我非常感激。
在那之后的一些天里，我通过电话和那对夫妇协商。那位太太感到很可怕。她说这是她的错，她原计划是要给四个沙发上油料的，但是一直忙于教堂的事，还没来得及管它，每个沙发值1200美元。最后我们同意共同分担这笔钱。我付给她们现金，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交易的迹象，我一个人开车过去，当她来到门口时，她戴着一条项链，头发扎成髻，像是趴在肩膀上一只睡觉的猫。
“我为此感到很难过。”她说。
“没什么，”我跟她说，“我妻子只是买它来洗东西的。这是我的错。”我飞快地想问她是否还想要一个她非常想有的孩子，一旦他或她还想要，他们就不会为她的白沙发感到心痛了。我在门口向她身后看过去，房子空荡荡的、我想象着这些房子里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种没有声音的宁静始终在那儿，永不会改变。我想象着深夜，经过一天的等待人们给他们打电话，回复着她报纸上的广告之后，她是怎样倾听着安静的地板上她自己的脚步声，我想在这种可怕寂静中她会疯的。我想知道在她成为这里的主人之前是否有别的家庭在这里住过了很多年，是否他们的残迹会不时地折磨着她。我确信要我赔偿沙发的损失是她丈夫的主意，像我一样，他也被钱吓坏了。我告诉她我很抱歉。“是的。”她伤心地说。我转过身回到车里，希望她叫住我，问我是否还想谈一谈对那个孩子的安排。但是她没有，当我回头看时，前门已经关了。回家了，连续几天我都在想着她屈膝跪在金属教堂的里面，祈祷著有机会做一位母亲，每天早晨检查着报纸，看看她的广告是否被登载了。我做梦也想到她，都是同一个梦，她召唤我的名字，我一次又一次对她做爱直到她怀孕。麻烦都来自她丈夫，她不能同另外一个男人性交。她在一个宗教艺术品装饰的屋子里对我做爱，床头桌上放着巴黎石膏做的祈祷的手，床上方挂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钟表上有十二个信徒站在每一个数字上。按照她牧师的建议，她假装我是她的丈夫。
像那些小的偎依着的俄国小娃娃一样，这个梦每天晚上都有新的内容，第一次在我生命中我不能入睡了。这样一周后，我去医生那里，他给我开了安眠药。这些药片很好使，把我送入没有结束的休息之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