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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的视力是多么好啊。”他严肃地说。
在他的房子里，挂在墙上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一张从半空拍摄的林中小湖的照片。“你认出这个地方了吗？”他问我，当我说没有时，他说那是沃尔顿湖。
“汉克把他的小屋建在池子的什么地方？”
“汉克？”
“亨利·汉。”
“我不知道。”
“我喜欢那本书，”他说，“你向我们描述他的生活方式，很有意义。”
我穿过屋子看他。他正斜靠在前门上好像他正等着一个敌人的袭击。
“看，”我说，“许多关于梭罗的作品我事实上都不知道。当我上大学时，我甚至都没读过《沃尔顿湖》。”
我等着他的反应，但是他绕过了。“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愤怒的葡萄》，它使我震惊，你知道——如果你读了那本书以后，仍然相信商业和资本主义没有压榨出人民的骨头来的话，那你最好再读一遍。”
他突然看看我，好像他刚刚记起屋里除了他之外还有我。
“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时间，你可以睡我床上。我喜欢睡沙发。”
“我喜欢睡沙发。”我对他说。
“好吧，那你睡沙发。”他说。
他对了一下表，告诉我十分钟后他要打开电视。
“我知道你讨厌电视。”他说。
“为什么你那样说？”
“你总是在课上敲打电视。”
我感到恐慌，心跳到了嗓子眼里。“听着，比利，”我说，“你必须忘记当我是你老师时我说过的任何话。”
他没理会，把电视播到下午谈心的一个栏目。“我一直在看这个节目，”他微笑地告诉我广播室里那些中年妇女又和那些处男结合了。在一个广告中他告诉我在精神病房里他的例行程序。“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他们给我们读报纸，然后我们玩一些小游戏。在小卡片上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小鸡的右胸和左胸，哪个更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左胸，我对了。”
气温升到了90度，比利拥有的唯一风扇是他在小卖摊上发现的，价值50美分。它丧失了其它的所有的功能，只剩下高速档，当打开它时，它就像飞机的螺旋桨一样吼叫着，把报纸吹得满屋都是。我们做了个安排：我们谈了十分钟，然后让风扇转十分钟清新一下空气。为了压过风扇的声音，我高声建议我们去打网球，他看起来似乎根本没在意那声音。他点点头，我们开始寻找他的网球拍和运动鞋，大约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已大汗淋漓，这时我们准备出去了，进入阳光地带，我们走到公园，网球场地一进入视野，他就说他太累，不想玩了。
当他睡觉的时候，我四处转转看看他的东西。地板上放着从一台样子昂贵的望远镜上散下的零件。小盒子里四个硬币，像是银行里用来发送新支票的。他书架上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在科尔格特大学他选修的文学课上我布置过的一本书。我打开他的《愤怒的葡萄》的复印本，还有一张照片：帕蒂·哈斯特带着战争的疲倦，挥舞着一支机关枪倒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们在城里散完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把《沃尔顿湖》读给他听。他头向后仰，闭着眼睛。我读给他听，就像在家里给我的孩子读一样。像他们一样，他也睡觉了，尽管天还早。我出外呆了一会儿，听着远处的鼓声。不是乐队里的那种鼓声，而是慢慢滚动着的鼓声，像是送葬队的那种。它令我打了个冷战。我不想在这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再呆一个晚上了。我想我很容易就能把他的东西打成包裹塞进车内，然后开车带他回到缅因州的家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睡觉了，我的头冲着风扇的风叶。
第二天日出时，鼓手们在市中心的绿草坪上集合，进行又一天的训练。我在库珀陆农场买份报纸，排队站在其中一位士兵旁边，一个矮个子慌慌张张地带回一箱可乐，给他并肩的同伴们喝。他皮肤苍白又发黄，苍白得几乎透明，他头发直立在头顶之上，侧面修剪到耳朵边，他面无表情，脚上穿着一双有光泽的黑皮鞋；一条宽的黑革带子上面有一个钩子用来钩住鼓，另一个钩子用来钩金属壶，金属壶上有两个孔，用来别鼓槌。那副高度近视镜使他的服饰看起来十分不自信。当我走回绿草地时，我注视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否精神崩溃的人都会像这样装束，他们小小的、失去了的魂灵。他们从远处某个邮局订购了这身鼓手的装束，这样他们可以属于一个小组织，周末在市广场或沿着康涅狄塔海岸线的村庄的绿草地上排队行走。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比利在沙发上脸朝上睡着了，偶而在他药物睡眠中伸出手，仿佛他要游到天花板上去。
“芥茉？”当我唤醒他时他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不。城里绿草坪上有集会。”我说。
后来我们走到了足球场，那儿有一些中年的说西班牙语的人在踢足球。比利告诉我说，在医院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病人不得不离开医院，因为他们所配给的保险费或补助已经用光了；一个女人不得不被人抬起来，尖叫着：“我不能去水果店，我会迷路的！”
我等着他告诉我更多的事，或者说说他遇到了某位漂亮的年轻小姐，但是他只是停在那里，茫然地看着足球。
经过一场剧烈的暴风雨般的敲打之后，砰砰的鼓声终于在子夜时停止了。在比利睡觉之前，他告诉我，他父母正在考虑离婚。他为此责备自己声称他们之间一直没有麻烦，直到他那年夏天搬回家。
他忧伤地说：“我好像是卡夫卡写的那个故事里的男孩子，他变成了一个臭虫，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家人最后全都憎恨他。我妈妈总是不断地给我屋子里拿东西吃。我父亲则把那些跟他有联系的人的名字给了我，这些人在我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如果我在银行里干得好的话可能会雇佣我。”
当我问他，他在银行里干了多久时，他说他记不太清楚了。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又滑了下来，突然间为他感到很伤感。我想当他是个学生时，他的思维是多么敏锐，而我却没有让我的学生准备好去面对毕业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倦怠，或是面对住在像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间租的房间里所体会到的凄凉。我想到了冲洗他大脑的那些药。药片在他的唇边留下了一线白沫，我想知道如果我像比利一样精神崩溃了，我的孩子是否会注意到这些。
他告诉我当银行里的事情变得很刻薄时，他很奇怪。“我刚刚出来，买了这三件衣服。这里，让我拿给你看。”
他进了卧室花了好长时间。我想起小联盟运动场的那个商人，他的衣服不再适合他。当比利回来的时候，他穿着其中一套，拿着另外两套。“我看起来很像回事儿，是吗？”他问，“或者你能分辨出来。”
“分辨什么？”
“你知道，分辨出我是一个骗子。”他笑得很厉害，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过，看这身衣服。很潇洒，不是吗？穿上这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体面人我都像，我的礼服。当我参加银行俱乐部时，我就穿着它。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们围坐在这个花花公子的办公室里，给懒惰的人打电话。他们都是黑人，他们的生活早变成了狗屎。我们联上网，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仅仅是为了训斥一下这些人。嘿，黑鬼，你最好在卡迪拉克里弄个好的取暖器，因为那就是你今年过冬的地方！那种勾当，我们都做过。它就好像是一个大型足球赛。每个人都在尽力拿出最好的‘体裁’。甚至银行里的姑娘们也这样做。我辞职了，因为我感到脏，我不断地冲着热水澡，但仍感到不干净。我辞职了。我仅在我父亲的朋友行长那里留了个条。
他说他有东西要给我看，随即又消失在卧室中。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几块尺寸适中的石头，至少有棒球那么大。他把它们放在电视机上，排成一行。
“我的武器，”他边笑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打碎窗户。我穿上我的礼服，骑车到了行政人员住的街区，向他们的窗户扔石头。我可能已打碎五十或者六十块了。最近我又想做这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低下头，手按着电视机上那几块石头。他说：“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这事，他们一定会惊讶的。”
他坐在地板上，交叉着腿和胳膊，开始从一边向另一边打滚。
“看，”我说，“这像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比利。为什么你不跟我们在缅因住一段时间，直到……你知道，直到——”
他打断了我。“我弄到了这套帕蒂·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