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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会成为那位羽毛球先生了。”我对她说。
她笑：“谁？”
“羽毛球先生。我将会每天早晨去工作，像羽毛球先生那样，我们又会像那个羽毛球家庭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妈妈将成为羽毛球夫人，你就是羽毛球女儿，大家将会注视我们，认为我们是多么幸运，组成了一个羽毛球家庭，住在羽毛球房子里。”
她的笑容消失了，一副小心谨慎的神情，她说根本就不会有那样的家庭。我把她举到我的胳膊上，带她到了仓库，让她看看那个木纸板箱，上面还有我踢破的那个洞。“发生了什么事？”爱琳吃惊地问。
“他们出了这一点小事故，”我说，“生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对于羽毛球家庭。”我找到一个电子带，当我修理完那个箱子的时候，我把它钉到工作凳上方的墙上。“那会给我一个目标。”我说。
“你面向他们射击吗？”爱琳说着，更吃惊了。
“不，不，”我说，“来，我们去买根冰激凌火炬！”
我们去了镇里又回来，我想给她讲一些对她或许有意义的话。在山顶上，我告诉她抬头看天空。“我们不知道天会有多么高远，”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人们假装知道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我们曾从某个人的肚子里出来，就像你从你妈妈肚子里蹦出来一样，然后我们就在尽力生活并且活得幸福。有时候我们迷失了，我们被人解雇了，我们从朋友身边离开了，于是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高兴、不幸福，或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总会好起来的。贫穷和破产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破产？”她问，“你是说像箱子上的羽毛球家庭那样破了吗？”
我笑了，告诉她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
“你是说像汽车坏了一样吗？”
“汽车没有坏，亲爱的。”
“今天早晨，妈妈还在用它。只不过冒了很多烟雨已。”
戴伍，那位机械师估计要花费120美元来换后轮和车轮的轴承。当他发现散热器也漏了，闸也失灵时，他认为这种车如果行程在11。3万英里以上就不值得修理了。
我想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信心，认为我还能有希望得到普林斯顿那份工作的话，我都不会给我俄亥俄州的一位从前的学生打电话了，她的父亲拥有福特领导权。电话里我告诉她，我需要她的帮助，因为没有工作我将不能借到银行的贷款。她安慰我说她会资助我的，她说她很乐意帮助我。
我希望从俄亥俄州开着我的新货车回来（这种新货车叫福特·金牛，后边有第三把椅子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由于往返机票比两张单程机票要便宜得多，所以我还是订了往返票。
我不是一个觉得结识女人是很容易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于结交女人的男人。唯一的一次一个女人向我提建议是在好莱坞，我刚写过的一本书被卖到巴拉蒙特电影公司。我发现自己置身于白哇雷危尔郡旅馆的一间套房里，连续四天和一家小制作公司的头目在一起，那家公司和巴拉蒙特有合作项目。那几天他们用豪华大轿车接我，然后去参加各种会议和宴会。那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在后边座位上。但是我后来不久就遇到了科伦并坠入了爱河，对我来说，这感觉上就像背叛。几年以后那家生产公司的另一位职员对我说，如果我闭上眼睛再享受十分钟，电影项目就不会倒台了。
所以，这次我跟科伦撒了个谎，告诉她我受到俄亥俄州一所不存在的小学校邀请，我给这个学校起了个名字：朗顿学院。
令人奇怪的是，生活在我们习惯于变化的方式之中，我偶尔也发现一些东西仍旧保持了它们的老样子。、坐在星期三从波士顿飞俄亥俄的飞机上，几乎我所有的旅途伙伴都是白人（很白或者灰白脸）。当时我们都把盘，碟子丢出等待有人送饭。我们看起来就像坐在大椅子上早熟的幼儿园里的小孩子们。我们中的一些甚至打开餐巾，把它们塞在领口和袖口里，这样餐巾就可以垂在下巴下，正像我们第一次上了饭桌，我们的妈妈教我们的那样。一些人还穿着吊裤带，就像我孩童时被命令要做的那样。我们中大多数人受女人照顾，由女人来教我们最基本的技能。这些女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到底在哪儿呢？在疗养院？那些在佛罗里达的幸运儿们或许正渐渐地学会了高尔夫球，或是坐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如果她们发现她们所有的奉献、努力、宠爱、教育付出之后，这些孩子们已经长成了大男人，一个只会解开裤子爬到不是他们妻子的女人身上的男人，她们会说些什么？我仔细地端详着每个人，想知道我的这些同盟中有多少染了头发、上了假牙、戴着假发。一个女人的虚荣，对于我来说，是实在的，因为它和女人需要有吸引力总是联系在一起，而男人的虚荣心和野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永远也不值得人去信任。
我想飞机上的我们这些人中，有谁白天梦到“性”的事情，仍在想着他的妻子。这让我想起我的妻子科伦，当我第一次认识科伦时，当我向她示爱时，我是怎样地盯着她的眼睛。我崇拜她，对她心存感激。所以，我想，如果我欺骗了她，我还能像原来那样看着她的眼睛吗？哎……或许如果我欺骗了她，我对她更会感激不尽，为她长期的忍受。我旁边的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来，向远处看去，仿佛在飞机压缩舱所发出的宠大的嘶嘶声之外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仔细、清楚地听那个声音，像他母亲的声音从露天的园子里传来，叫他回家吃晚饭。它又像是一种暗示，叫他不要再淘气了！
黄昏时分我已经坐在她的客厅里了。她正在为我配饮料，就像在一部老电影里一样。自从1980年初期兄弟聚会之后，我就没有沾过一滴烈性酒，但苏格兰酒加水我还能喝。“你们还有壁炉。”我兴奋地喊起来，就像一觉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恶梦而已。她在厨房里告诉我来生火。“前面的柜子里有木头。”她冲我说。但是在那儿我所发现的只是大约五十根桔色人造圆木。
整个闲谈过程中，我都在说着自己在科尔格特学校的情形，站在教室前面，随心而又自信地（至少我自以为是这样的）讲着，直到我被解雇了。
我要更多地说下边的事情了——苏格兰酒一下肚，我很快感觉此时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她，自从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没有在尽力地得到她的同情，正如我在尽力劝阻她不要把这次她和我或许曾经该有的这次约会变成一次罗曼蒂克式的见面，因为我认为自己和维也纳男歌唱团里的男高音一样，不是那方面理想的人选。我想大概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不停在说，偶而会偷偷看她几眼，她始终是一副令人安慰的笑容，我又低下头来看面前的鸡尾酒杯边沿上所画的游艇俱乐部的小旗子。唯一一件她直接反应的事就是我欺骗保险公司一事，我想，这可能让她生气了。“你不应该那样做，”她断然地说，“如果你死了，他们可能会拒绝赔偿你的妻子。那太不现实了。”她说。
不现实，我自言自语道，确实有这种感觉。
当我不说话了，她开始以一种轻蔑的口气说起她大学时曾经约会过的那些男孩子，他们都希望被人竭力侍候。她穿着鱼网型黑色长筒袜，类似于我给科伦买的那种。每一次她去厨房拿苏格兰酒，她的大腿都发出一种摩擦的声音。我发现这种声音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催眠作用，这时她脱掉高跟鞋，把它们摆在地板上脚的旁边。
“你想过要一辆汽车吗？”她最后问。
我告诉她，“我不需要一辆新车，”我说，“行程略少于7万里的车对我们来说就足够好了。”
“真的，可是，”她说，“即使后排有一个座位，你也会感到很挤，因为你要带上四个孩子、一条狗和你的妻子。”
我从浴室回到客厅时，她正冲我笑，显得很有智慧的样子，好像她已经想出关于我的一些事，而我还不知道。
“最近你重新读过《推销员之死》这本书吗？”她问。
“没有，”我坦白地说。在科尔格特8个学期里我教了12遍米勒剧本。每一个想主修英语的学生都必须选一门叫早期美国文学的课。授课资料是令人吃惊地乏味和晦涩，因此除了最不会堕落的学生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被送进了沉睡中。在我来到学校之前，这门课一直被大家普遍憎恨，被学生骂来骂去。我拿起了《推销员之死》这本书，把它安排到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