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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想打断他，但是他仍然在说：“交税，那些钱又都用到哪去了！”
“别说了！”我大声说，“你不用付任何税！”
“我非说不可！我要告诉你刚才——黑莱锐·克林顿正在操纵整个事情，他……”
“喂，爸爸，你要么认可这些，要么就别瞎操心！”我也喊起来。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当他听到我取笑总统尼克松时，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又说了一遍：“要么认可，要么不去管它，爸爸。记得吗？”
我没等他说话便挂断了电话，第一次我这样做。我离开屋子，开始沿着人行道跑向大马路，在十字路口处向右拐弯又跑了五里到了凡尔茅斯，一路上想着我的父亲是如何努力工作来支撑我。我记得一年冬天他接到的一份工作是刷洗牛奶卡车的内部，另一份工作是给货车装运东西。如果他在我的处境上，如果他的最后一份工资支票没有了，他是会去干任何一份工作，无论它的薪水多少，无论此时生活境况多么使他感到卑下，他都会凑合著活下去。
在凡尔茅斯，我跑过缅因州几家最华贵的房子。它们沿着路边植了树的宽大街道整齐地矗立于轻柔的斜坡草坪之上，面向大海。我继续跑着，身边擦过的有保姆，她们正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还有慢跑的人，他们的胳膊准确地移动着，就像钟表的指针，他们的身体那么结实和瘦小，以致于我无法分辩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一些汽车超过了我，有的司机正在打电话，我不停地跑，一直在想我多么希望能够照顾我的父亲，多少次我曾告诉他，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会为他而去那里。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内在的力量或者自信心，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懦夫。我来到了老滩路，我们在回到缅因州时的那些日子里曾经开车来过这里，这里站着一位警察，禁止公众入内。我记得原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片海滩，我不知道这位新主人是谁，他雇了这个警察拦住像我这样的人，不许入内。他们怕什么？奇怪！
忽然我想起去跟警察说话。我有点狂乱了，甚至认为他渴望着要和我说话，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或许可以打声招呼，然后他会告诉我这家人是谁，谁雇了他来监护他们神话般的生活。当我走近别墅时，我减慢了速度。天哪，我想，某个像这位为富人工作的人会立刻看出我失业了，这些日子我正漂泊不定。正是这样，当我更走近了时，我意识到他的手正要去摸他闪亮的黄色手枪。
它触怒了我。一个发光的黄色手枪？再走几步，我看到那只是一个水枪，他是一个可充气的、真人一般大小的模型，合身地穿着警察的制服，大概是从某个老服装店久已被人忘记的夏日储备产品中拿来的。
我开始笑起来，然后又回到了愤怒中。我沿着大街往回走，在人行道上寻找某个尖东西以戳穿这个模型，我所找到的只是一支比克笔。当我面对面地站在那个充了气的警察前时，我却失去了勇气，走开了。我回到家，从挂在厨房椅子上科伦的衣兜里拿了支票本。我走出去进了仓库，检查了一下本子上的数字，希望发现或者科伦或者我减错了。我把数字记到盛着羽毛球的木纸板箱的背面，写成列式。钱在渐渐消失，但写下来能让我冷静一下。当我看着这些数字，我感到满意，这种满意一定是会计们在净化提纯人们复杂的内心渴望及技术力量后仅剩下了数字时感受到的。我抬起头来，此时已是美丽的夕阳时分，一缕深桔色的光芒透过正在蓬勃生长的雪松树林，在草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我翻转了一下羽毛球箱，放在我大腿上，凝视着一个幸福的美国家庭，妈妈、爸爸，儿子还有女儿，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友好的羽毛球比赛。整个场面是那么明显地被虚构出来，这本来应该让我大笑，但是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越来越愤怒。这儿是一个儿子，应该好好地照顾他的父亲，当他父亲年老力衰的时候；这儿是一个丈夫，他没有使他的妻子痛哭。所有四双运动鞋的鞋带上都扎着相同的蝴蝶结。预算的数字仍在我脑海里游荡。如果以每个月2000元的水准生活的话，我们的钱只够维持到十二月末。仅半年时间。我举起了箱子，一脚踢穿了它。看着那张破碎的脸，我想那才是到这个现实世界上来的表情。
当我告诉那个商人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的温怒表示赞许，而是一副焦虑的神情。他告诉我他邂逅了一个小组，每周的一个晚上要到波特兰参加这个小组。他们在一家教堂的地下室里见面，集会的意义在于学会不要苛刻地去判断自己。他邀请我跟他去，我就知道我不会再去小联盟运动场了。
“这周星期三晚上我们见面，”他说，“我可以转回来接你。”
“或许下周，”我轻轻地说。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回到原来的位置，在他转身前，他说我应该有一份好的生活保障单，这样在我发生了万一的情况下，我的家人还有些保障。
“压力，”他说，没有看着我，“它是一个真正的杀手，你知道吗？”
我使自己相信他是对的，20万美元的保险单会给科伦提供足够的现金买一套房子，如果我死了的话。
麻烦的是，作为一名烟民，我将不得不支付非吸烟者所交纳的每年保险费的两倍。所以我向保险公司的人撒了谎，吹嘘我的祖父是如何的长寿，我的强健的身体并且发誓我不吸烟。
我给科伦的母亲打电话，她是一名护士，我问她的建议。“这些人可不是傻瓜，”她说，“他们会派人去你家里给你验血验尿，尼古丁就会暴露出来。”
在实验技员来验血验尿前一天晚上，我正在想办法对付保险公司。我和杰克在电视台上看棒球，当我把他抱到床上并忠告他要刷牙，要多尿一会儿时，我忽然有了主意。
我举起幼儿食品罐，让他尿到里面。“为什么我要尿这里面，爸爸？”
“一个小花招。”我说。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魔术吗？”
“嗯，可以说是吧。”
他原完以后，看到什么事也没发生，便很失望。“什么魔术呢，爸爸？”
我看着他穿着条形花纹的睡衣裤，别着蓝色的别针。我把他举起来，搂着他，“魔术就是如果我踢这个尿罐的话，你就会有食物和运动鞋。”
那实验技术员是一个干净的小伙子，对闲话丝毫没有兴趣。他说他需要一张桌子。我们进入餐厅，我看他在面前摆下两副眼镜，一个塑料瓶，一套注射用具，然后又作些小的调整，这样它们就整齐地放在一条直线上了。他拿着表格，一式三份，又问了我更多的健康方面的问题。我都回答得很正确。然后他递给我验尿用的小杯子，我于是进了浴室，随后锁住了门。我倒了装在食品罐里的我儿子的尿，然后浸于热水中，里面还有一支美人与野兽牌的温度计。
“一天你要做多少次这样的工作？”当我回到餐厅时，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问，并把那个小塑料瓶放在桌子上。我都想不起来他是否回答了我。我看见他把一张小薄纸带浸入尿中。“你有孩子吗？”他问。噢，上帝，我以为他看穿了我！
但是一周以后，实验结果来了，我有了保险单。那之后的两天时间里我开始感到，要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生存下去，秘诀可能是要聪明一些，而不是愤怒。欺骗了保险公司我根本没有半点负罪感。事实上这好像是一种报复。拿到保险单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正有一份好工作在招聘人才。我把这个从职业杂志上取下的通知贴到了孩子们磁力字母下面的冰箱门上。我来回踱着步，一遍一遍地重述春关于为什么我被解雇的解释，就像被控告的人在警察质问他前，不断地检查他的口词一样。我的思绪在不断地扩大，我们要是能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镇定居下来该多好，科伦和我会多么高兴地乘火车去曼哈顿看博物馆，看百老汇的演出。
“我都等不及了，一定要带你去那个地方。”一天晚上当科伦躺在我手臂上，我告诉她。一缕月光落在我们床上。我扭过头看见晚风吹起了窗帘。“或许我们全家都该去一趟普林斯顿。”我说。
“他们什么时候面试候选人？”
“几个星期吧，可能。”
“或许我们应该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一块去面试。”
我盲目地兴奋着，甚至没有注意到科伦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她冷静地看待这个事情，一本杂志上的一则广告，如果都是为了得到那份健康保险单，即使没有上千的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