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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了，这使我觉得终于心理平衡了一些。
一天早晨我的四个孩子都在可怜地哭着，于是我递给杰克一本蝙蝠人的喜剧书，又给卡勒一个小瓶子，给爱琳和内尔一些书和粘土，可是任何一样东西给他们都不能让他们止住哭声。我站在卧室的中间沮丧地垂着头，这时科伦走上了楼梯，她毫不犹豫地给他们每一个脱下衣服，对我说：“去准备澡盆吧！”我照做了。当我回来时，我看到孩子们都裸露着，正在一起做芭蕾练习。
我下楼来到厨房，心里正对妻子的高超“技能”满意呢！此时，国家大众广播电台传来主持人阿莱克斯·柴德威克的声音：“纽约州北部科尔格特大学来的W教授现在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一听到W教授的声音，我就想赤手砸碎些东西。他开始以一种单调而且沉闷的声音对最近股票市场走势进行乏味的解说。我听得出他话语中带着傲慢，就像几年前在科尔格特大学里撞见他时那样。那时是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的第一年，一个星期日早晨，科伦和我带着孩子们去美丽的运动场轻松一下。当我们走过一个网球场地时，一个男人拦住我，告诉我，我们太吵闹了。我早就在一直打量他：他穿着网球服，手上戴着条纹护腕，这正好与他袜子上的条纹相配。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玩球。“人们不能带孩子来运动场。”他对我说，脸上锁着眉头，并且他只要一开口，眉头就锁着。我想让我的大脑慢慢来考虑这个事情，最好在说话之前弄清楚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皱着眉问，“这些设备是专为教员早晨准备的。”
我看着他的额头，又看了看他深棕色的眼睛。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又一次问我。
我有点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又说：“这些场地是让学校教员用的。”
我听见科伦从包围着网球场地的小径上叫我。我只知道，她的声音也在尽力地停滞我的思想。我有些受惊了，以致于不能为自己辩白。在这个街区我还是个新孩子，在我被批准保留职务之前，我不可以有任何敌人。
一个月以后，科伦和我去校长家里吃饭。当我从鸡尾酒上抬起头来时，看到网球场碰到的那个人正坐在我的对面。他是经济系教授，并且很快要被任命为学校议会的教导主任，还会建议现在的教导主任关于一些教员保有职务和提升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买下了枫树大街的一个房子而且正憧憬着我们的第四个孩子。
这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生气，我在想该对他怎么办。在为壁炉砍干柴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我于是给科尔格特的W教授打了个电话，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
“教授，我是NDR电台的斯考特·西蒙，我们现在已经收到许多电话是关于今早对您的采访一事。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您的同行们打来的。”
“我知道了。”
“好的，我想问您是否我们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给那些打进电话想跟您说话的人呢？”
“嗯，那好吧。”他回答道。
我谢了他。
当我给W教授打电话时，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筒在我手中还暖和呢。“我是徒夫茨大学经济系的斯达雷·彼得森。瞧，今早我在NDR中听了您的讲话，我只想以上帝的名义问，你是怎样读完研究生课程的！”
那个下午我又打了三次电话，在刚好子夜前我以一种德克萨斯的口音又给他打了个电话：“W教授？我是蒂莱带尔教授，从奥斯汀打电话。你是一个肚子里只装有牛屎的人，你知道吗？”
那以后不高兴的事越来越容易发生了。一天当科伦正坐在厨房里喂卡勒时，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从收费代理处打来的。他们查到了我们的地址，极力地要求我们交纳遗留下的汽油帐单。“我们的记录表明你允诺月底前要偿付这笔费用，史奈德先生。”
“不，我从没允诺过那种事情，”我说，“上个月，我给我们房子定购了50加仑汽油；卡车送来了200加仑，这并不是我的错。”
“可是200加仑油已送到了你的去处，史奈德先生。”
“我没有要200加仑油。”
“我们已经跟您妻子说过好几次了。”
“噢，是吗？你现在正在跟我讲话，我不想让你们再打电话给我妻子了。”
“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史奈德先生？”
“把帐单送给汽油公司。”
“我们没有送帐单，史奈德先生。”
“我会自己送去的。”
“那太晚了，史奈德先生。你在告诉我们，你要违背你说在月底前付帐的诺言，是吗？史奈德先生。”
“不要总是叫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要挂断电话了。”
“你不要那样做，史奈德先生。这里是收费代理处，难道它对你不意味着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你想要一个回答？”
“它对你不意味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你想要听真话吗？”
“是的，史奈德先生。”
“真话是：不，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他妈的大不了的事，什么他妈的都不是！”
“谢谢，史奈德先生。祝你愉快。”
一次，我去小联盟运动场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商人。
“你有信用卡吗？”他问。
我告诉他没有。“我想我不能对我的收入撒谎。”
“你只不过在对一台计算机撒谎，仅仅如此，”他说。他已经对我没有耐心了。“这个国家完了，朋友。告示到处都是。AT&T公司辞掉了4万工人，它的股票在上涨！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他的眼神透着茫然的神色，“它意味着合同破产了。”
他告诉我他的另一位商业伙伴的事，那人最近在达特茅斯的爱摩斯·塔克学校里教书。“他有一个从南方布朗克斯市来的非常优秀的黑人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我的朋友和那个孩子的父亲站到一起，问他，城里糟糕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位父亲说：“教授，这些日子中的某一天你就会看到这里也会燃起火焰的。”
我们走进一片小树林，开始寻找我的球。“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得到的。”他愤恨地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民阶级，一个越来越庞大反而越来越被剥夺掉这个国家提供的好东西的下层社会。他们现在正在工作，把自己变得近似疯狂。我的一个兄弟在米尔抱其当警察。他告诉我有一整个亚文化的猎食群，真正卑劣的家伙，他们要让我们总有一天付钱。一定会让我们付钱的，因为他们会尖叫着跑到这个国家的郊区，跑到乡村俱乐部的头等茶屋，他们会用枪对着我们喊：‘交出钱来，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过得太好了，活得太长了！’”
他的脸微微泛红，我都能看到他面颊上那突出的小血管。
“我们别找球了，”我说，“我可以买些新的。”
“不，不行，”他说。“自从我停止挣钱以来，我从来不会从丢失球的地方走开。这些球每个值一块多钱呢。”
几天以后，我父亲从宾夕法尼亚打来电话。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讲述了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进了他们的房子，并且把卧室中沙发上我继母的笔记本偷走了。“我们就在隔壁屋子里，”他说，“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牧师，仅靠一点养老金生活。他这一辈子从没动怒到伸出拳头的地步。现在他受惊了，而我离他又太遥远，不能保护他。我为此感到怕。当我听他说话时，我记起最后一次我们说话时，我说我有一份工作，在安全的地方有一套房子，这看起来似乎保证了我将能让他对我曾经要求过的唯一一件事感到满意，那就是当他们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不会让他和继母分开。作为一位牧师，他经常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老夫妇身上，他一直认为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中最残忍的事。
“这些人走出城市，正在做这些令人生畏的事！”他在电话里喊着。然后他继续大声地、疯狂地说这个国家是如何在浪费，因为政府剥夺了学校祈祷的合法权利、认可了堕胎、收了中产阶级的税、给了私生儿的福利妈妈报酬。我从没有听他那样说话，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如此生气。“战争中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兄弟，”他冲我喊着：“查理·布莱克莱吉在诺曼底死去了，拉尔夫·布雷克在非洲被打死了，为什么？这些男子汉们为什么而死？”
我尽力想打断他，但是他仍然在说：“交税，那些钱又都用到哪去了！”
“别说了！”我大声说，“你不用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