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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打算把火鸡送给那个奥婆娘吗？”母亲看见门廊里放着一两对准备送走的冻火鸡，气急败坏地质问女管家。“送她两只老公鸡，够她填无底洞啦。”
这位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心地善良，动作敏捷，性情开朗，很爱讲话。我长到八岁时才认识她，那时我们的双亲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他们认为再不需要她效劳了），但是她仍然那么亲热地抚爱我，那么亲切地管我叫聪明孩子，抚摩我的小脑袋，使我不禁深受感动。我们家里没有抚摩孩子的小脑袋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别人的抚爱才对我起了这么大的影响。而且她不仅使我一个人，也使我家伺候过她的八个使女——我母亲生过八胎——个个都对她有极好的印象。她们谈到她，总是赞不绝口，而且回来的时候都长胖了（有一个甚至还怀了孕）。她们在她家里喝浓浓的白菜汤，粥里浇的是牛油，不是亚麻子油。她叫她们的名字，只用爱称，不用卑称，而且她从来不在主人面前说她们一句坏话。
她住在城厢她自己的一栋破房子里，靠接生所得为生。她有过一个丈夫，不过，在我认识她的时候，他已经有十来年没有音讯了。但是看来她是知道他的下落的，所以每逢大节日她都要送些白面包到监牢里去。
“我丈夫脾气古怪，”她说，“我们合不来。他做裁缝，挣的钱很多，可他连一个子儿都不拿回家——全送到酒馆里去了。我们也生过几个孩子，可是这些天使般的小乖乖全部死了。死得真冤枉：有的从长凳上跌下来摔坏了，有的给开水烫死了。我干的这一行老得在县里跑米跑去；丈夫呢，白天呆在酒馆里，夜里不是醉倒在沟里，就是蹲在拘留所里。我们凑合着雇了一个佣人。可是孩子还是没有人照管。临了，有一天我接了生回家来，佣人迎着我说：‘普罗霍尔·谢苗尼奇（就是我丈夫）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没有回家就没回家吧，可是从此他就好比石沉大海，一去不返了。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起初难受极了。我想，唉，这下我完了！可是结果相反，我的日子反倒比先前好过了！”
也真凑巧，正当我们家里最后确定用“臭婆娘”这个绰号称呼乌里扬挪·伊万诺夫娜的时候，已经有五、六年没生育的母亲，出乎意外地怀了第九胎。由于她的年纪已经不轻，所以这一次她想到莫斯科去生产。只好请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陪她一起去。家里人派我进城去接她，我就在那里认识了她。这个善良的妇人非但不念旧恶，而且在我们到了莫斯科、找来一位“带着钳子、手术刀和凿子”的有学问的产科医生时，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死活不让他接近产妇，并且靠着一块肥皂，第九次解救了自己的病人，使她复了原。但是她这一次效劳却使我的父母“大破其钞”。他们付给她的报酬不再是一张红票子，而是一张白票子①，此外，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给她送去一车食物，谢肉节②前又送去一车。同时，照例派了一名使女去替她干活。
①红钞票值十卢布，白钞票值二十五卢布。
②四旬斋前的一星期。
总之，没有花多少钱，我就平平安安地降生到人间来了。洗礼也完成得同样顺利。那时有位客居在我家的小市民，朝圣香客德米特里·尼古内奇·巴尔哈托夫，大家认为他是县里料事如神的人物。
顺便说说，我降生前，母亲间他，她这一次怀的是男是女，他学鸡叫了几声，说：“小公鸡，小公鸡，爪儿失！”问他是否快要生了，他使用小勺子舀蜂蜜（当时正在喝茶，他喝的是加蜂蜜的茶，因为斋戒期不可吃砂糖），画到第七勺，他停住手，说：“就在这个时辰！”“他的话真灵验：你妈果真在七天后生了你，”后来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对我这样说。此外，他还预言过我的前程，说我将来要征服许多仇敌，又说我将来是个追逐姑娘的能手。因此，每当妈妈生我气的时候，她总是一边打，一边骂我：“我就要按你这个无敌英雄！”
这位德米特里·尼古内奇是请来做我的教父的，同时还请我一个亲姨妈来做我的教母；关于我的亲姨妈们的事，我以后再讲。
顺便说一下：后来我不止一次看到我的教父拄着拐杖，随着人群走在捧着十字架和圣像的宗教行列的后尾。他穿着一件类似神甫穿的长内衣的别致衣服，系一条绒绣花的宽腰带，散乱的头发披在肩上。但是我并没有去认他，因为我的双亲已经和他闹翻，管他刚放荡鬼。总之，我家一天富似一天，从前的那些座上客就不知不觉地从我们家里消失了。不过，除了这个总的情况之外，说句公道话，巴尔哈托夫尽管料事如神，又有“朝圣香客”的美名，却未免过多地朝女仆的卧室张望，这使母亲颇不高兴；她严密地监视着“臭婆娘们”的品行。
我的奶娘是我家的女农奴冬娜，后来我很爱偷偷溜到村子里去看她。她给我煎鸡蛋，请我吃奶油；不管是煎蛋还是奶油，我都要吃个饱，因为在家里只让我们吃个半饱。乡下女人很乐意做奶娘，因为第一，这可以免除一个时期的劳役；第二，奶大了少爷或小姐，往往能使她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得到自由。不过，主人释放的多半是女孩子，因为要是放掉一个男孩子（未来的缴租人），那便被看成是一笔损失；小丫头嘛，就是到了成年，顶多也只能卖五十卢布纸币。在这方面，我的奶娘很不走运。她家里穷，她的女儿达苏特卡虽然“得到了自由”，却没能嫁给外商的自由农民。因此，她嫁到一个同村人家后，重又做了农奴。
我对保姆们的印象非常模糊。我们家里几乎经常换保姆，因为我母亲本来就很厉害，加上她又有一条独特的看法：凡是不肯从早到晚干得精疲力竭的农奴，都是好吃懒做的饭桶。
“你长得太胖，不能再当保姆，瞧你那一身膘！”她说，而且毫不延宕，立刻改派这个保姆去洗衣、织布，或者绣花、纺线。
真奇怪，在我小时候带过我的许多保姆当中，竟没有一个会讲故事的。一般说，我们的全部家庭生活建筑在十足的现实的土壤上，幻想的因素是没有的。孩子们不得不凭自己的想象力独立地寻求精神食粮，创造自己特有的神奇古怪的世界，它跟人民的生活和民间传说毫不相干，可是它却充满了种种荒诞不经的奇想，其中心内容无非是发财，更多的是当大官。当大官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因为在我们家里，一谈起大官，即使是个退职的大官，大家也不仅会肃然起敬，而且还会诚惶诚恐呢。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收到贵族长一封邀请他参加选举的信，信封上写着“某某大人收”（我父亲年轻时候在彼得堡做事，曾经升到六等文官，但是他的老同事中，有许多人晋升得更高，身居要津）。这引起了无穷无尽的猜测和惊诧。父亲把信封放在衣袋里，逢人便拿给他看，有一个星期之久。
“谁知道是怎么搞的——一家伙擢升到大人①了，”他说。“既然从前有过这样的事——为什么现在不会有呢？我呆在我的红果庄，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那边，说不定我的哪位老同事突然给我悄悄儿上了一本。保罗·彼得罗维奇②当朝的时候不就有过这样一件事吗：皇上问一个人，‘您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禀：‘某某叶将格拉夫……’可是皇上没听清楚，又问：‘格拉夫③？’那人重说了一遍：‘叶符格拉夫……‘皇上的话是圣旨！这时皇上说：‘恭喜你做了伯爵！’从此，叶符格拉夫伯爵就抖起来了。说不定，现在也会这样哩。”
①帝俄时代对三、四等文官才尊称“大人”。
②即保罗一世，一七九六至一八○一年的沙皇。
③“格拉夫”的意思是伯爵。
虽然我不能说，我能够回忆起来的童年时代的事情特别多，况且我有许多哥哥姐姐，在我还什么都不会做只会听听、瞧瞧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念书了，但我的脑子里毕究还保存了一些相当鲜明的印象。我还记得从课桌旁不断传来儿童的号哭声；记得一群女家庭教师，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怀着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残忍心，挥舞拳头，乱打学生。我记得。父母对此无动于衷。好象做梦似的，在我面前闪过了卡罗丽娜·卡尔洛夫娜、亨利塔·卡尔洛夫娜、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以及法国女教师达兰别尔莎，这位法国女教师什么课也不会教，却老是喝香草酒，象男子那样骑着马到处跑。她们打起学生来简直没有一点人性，连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