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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些什么，花了多少钱；原来，这么一大堆东西还没花到一张蓝票子①。
①指五卢布一张的钞票。
伊帕特下去后，外祖父拿起《莫斯科新闻》，一版一版地直看到吃中饭。“国内新闻栏”里报道：某日，阿加方格尔大主教主持弥撒，既毕，全城教堂钟声齐鸣，终日不绝。“国外新闻栏”里有一则巴黎消息，报道奥尔良公爵夫人业已分娩，产一女，起名克列门廷娜。在广告栏里，外祖父，照他的老习惯，特别爱看招徕生意的广告。这一切外祖父早已知道，而且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甚至仿佛觉得，奥尔良公爵夫人在一周之间已经是第二次生产了，然而今天或者明天他还会怀着同样的兴趣来看这条新闻。看完报后，他打哈欠，在嘴上划十字，吩咐把报纸送给刘布亚金将军。
十二点正，外祖父进午餐。他独自一人在对着庭院的一间小餐室里吃饭。娜斯塔霞也是独自一人在餐室隔壁她自己的房间里吃饭。他们俩隔着板壁交谈。
“娜斯塔霞，娜斯塔霞！鲟鱼好象有点儿生吧？”
“吃吧！别挑眼儿了！”
“你能不能跑一趟，去问问厨子？”
“不用问。您老是这样……”
这时一辆过路的马车隆隆地驶过胡同。娜斯塔霞飞快地跑到大厅的窗口前。
“是谁呀？”
“一个军官。多年青啊！”
“这你可开心啦！”
“怎么啦，难道整天守着您……就应该！”
“你这个刻薄鬼，刻薄鬼！”
午饭后，外祖父休息两、三个钟头；然后，仆人给他送来一副油污的旧纸牌，于是开始打牌。外祖父只在家里打打“杜拉克”（傻瓜）玩儿，而且赢得输不得。他的男仆帕洪经常陪他打牌，老头子和帕洪打牌时常常玩假，一点不害臊。他拿三点和五点冒充对子，从牌堆里把王牌弄到自己手上，最后当然是他大获全胜。这时他便高兴得连肚子也微微颤动起来。但是，有时娜斯塔霞参加打牌，她可不许玩假。外祖父当过一两次傻瓜，便不打了。他离开牌桌，回到卧室里去记日用账，核对现金。
“娜斯塔霞！”他一边走进饭厅，一边叫唤；饭厅里已经烧好了茶炊。
“她在大门口坐着，”帕洪回禀道。
“还有什么稀罕事她没见过！叫她到这儿来。”
但是，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娜斯塔霞还是没有进来。连帕洪也留在大门口了。大家感到和外祖父呆在一起太乏味，谁都不喜欢听他唠叨陈谷子烂芝麻。最后，娜斯塔霞轻轻地走进饭厅，不声不响地沏着茶。
“你干吗不做声？”
“有什么好说！”
“你看见了谁？跟谁吊膀子？”
“您别纠缠我。好象把狗拴在链子上了，还要再呵斥它。”
“想吃醋栗吗？”
“您自己吃吧！”
外祖父感到无聊。他拿着蝇拍要打苍蝇，但是黄昏降临，和苍蝇交战很不得手。他没事儿闲坐在窗前，欣赏着愈来愈浓的暮色。这时马车夫打院子里走过。
“叶戈尔！给马喂了燕麦没有？”外祖父叫着问道。
“我这就去。”
“着呀。拉边套的马好象瘦了。你给我小心点儿：有个三长两短，瞧我不把你……”
“它哪儿瘦了：我觉得……”
“得啦，滚。”
伊帕特出现在厨房的台阶上，伸着懒腰，搔着肚皮。
“伊帕特！过来！前两天你没打听一下西瓜的行市吗？”
“外地的西瓜还没上市，本地的西瓜太贵，半卢布一个。’
“哪能这样！”
“小银币①不值钱啦！唉，该死的钱！”这是从娜斯塔霞房里传来的插话。
①原文是“十五戈比的银币”。
“黑李子的行市呢？”
“李子倒不贵，十戈比买一百。”
“你记得皇上行加冕礼那阵子吧？二十戈比一大堆，随便你拿……唔，去吧！明天买一百来……你得好好讲讲价钱！唉！你就爱花冤枉钱！”
时钟敲了九点，外祖父回到卧室，脱下长袍就寝。一天结束了。
外租父在他这座小房子里蹲了十几年，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离开过家。一年只有两次，人家给他备好了车，他到监护院去领利息。不能说，这种不爱活动的原因是出于病痛，但他身体虚胖，和人们疏远，变得懒散了。
他的生活就这样刻板地一天天过下去，久而久之，他甚至不再因为这种单调而感到苦闷。有两次（这我下面再讲）母亲居然说服了他，请他到我们乡下去避暑。但是他在红果庄还没有住满两个月便开始感到无聊，回到莫斯科去了，虽然这段时间是他一年中最感孤寂的时期，因为这时所有的亲戚都下乡避暑去了，只有退役将军刘布亚金和监护院的官吏克留克文时常来看望他。刘布亚金是外祖母娘家的亲戚，我们家族中独一无二的一位将军。克留克文代外祖父办理各种并不怎么复杂的事务，是知道外祖父在当铺里的存款的确实数目的人物之一。冬季里，儿子和两个女儿来到莫斯科。小房子里人口骤增，有时晚上甚至“宾客”云集，热闹异常。
此外，在学期中，当亲戚们还没有从乡下回来的时候，碰到节日，外祖父便依次叫回一个孙子来陪陪他，但是孙子们喜欢跟娜斯塔霞一块儿坐坐，却不乐意陪他，因此，他们的到来一点也不能排遣他那长期的孤寂。
外祖父出身于商人家庭，但在一八一二年，他因为捐了一大笔款子给军队，受封为八等文官，同时获得世袭贵族权。然而他至死一直保持着商人的气质和商人的习惯。他不喜欢提起自己的出身，而且从来不跟他的亲妹妹见面，也不跟她通信，因为她嫁了个商人，那商人后来破了产，降为小市民。据说，外祖父似乎曾经一度上升为百万富翁，但是接二连三的挫折使他的财产打了相当大的折扣。幸亏他悬崖勒马，及时歇了生意，从此过着抱残守缺、销声匿迹的生涯，直到他离开人间。不过，由于他过去做生意时行动诡秘，他仍然被人当作“拥有巨资”的阔佬。因此，家庭成员无不奴颜婢膝地奉承他，巴结他，旁敲侧击地试探他究竟有多少钱财，心急如焚地巴望他有朝一日终于决心写下遗嘱来。可是老头子说什么也不肯立遗嘱，因为他相信，立了遗嘱，死神必定跟踪而至。
外祖父一家有四口人：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各怀鬼胎，因此，我父亲家里常有的现象，外祖父家里也有。只是动机不同（外祖父的钱袋），表现形式更加虚伪罢了，因为老爷爷不能容忍无谓的家庭争吵。总之，尽管我们的亲戚很多，但是，什么叫真正的亲戚关系，我小时候是很陌生的。亲戚们见面的时候，互相亲吻，背地里一有空闲便不断地彼此诽谤和糟蹋。唯一的例外是两位“好姑姑好姐姐”，但她们已经被压制得只好老老实实地混日子。
我没有见过亚历山大大舅：早在我们开始去莫斯科活动以前，他已经死了。但是从家里人的闲谈中我了解到，他虽然有点傻头脑，为人却很纯朴。外祖父不喜欢他。一般说来，他在自己家里，象俗话所说，跟大家合不来，而大家所以乐意赏给大舅一个“傻货”的外号，与其说是因为他智力贫乏，不如说是由于他缺乏贪财的心计。在我们的家庭用语中，“不喜爱”这句话含有“可以欺侮”、“可以亏待”的意思，倔性子的老头儿就是按照这种含意对待他的长子的。他给他买了一座小住宅，给了他四万纸卢布，向他要了一张文契，说明他对父亲的恩典十分满意，保证他在父亲去世后对遗产决不作非份之想。
亚历山大·巴甫内奇和小市民出身的使女安奴什卡在自己的小屋子里过着简朴的日子，他热烈地爱着她，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和亲属不大来往，只在大节日里才去看望父亲；外祖父照例赏给他一张红钞票。他根本不同两个妹妹见面，他只同弟弟格利果里维持某些关系，但似乎也只是暗地里往来。他一清早来，趁没有人的当儿三言两语和弟弟谈完要谈的事，立刻走掉，很久以后才再来一次。看得出来，他本能地害怕他的弟弟，象我们家里所有的成员一样。
大舅的“女人”成了大家发泄怒气的对象，正象亚历山大·巴甫内奇的有限的钱财成了众人眼红的目标一样。我们的父母当着孩子们的面无耻地管她叫骚X，管她儿子叫野种。他们认为大舅的钱已经花完了，不消说，母亲因为这个比谁都气愤。她一再设法拉拢大舅，请他到红果应来作客，甚至屈尊奉承安奴什卡，但是这些尝试没有收到任何实效。在我们饭桌上常常有这一类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