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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时分，“神甫们”来了，于是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便端出专供神甫们享用的食物，它的内容我在前面已经介绍了。间或也有人从邻村赶来祝贺本堂的节日，但是母亲本来就不好客，这一天更不用说，她简直恨透了这些客人，总是这样说他们：“来得不是时候的客人比鞑靼人还坏”。
特别感到苦闷的是孩子们。他们甚至看腻了教堂前的那些白闪闪的帐篷，以及在帐篷附近逛来逛去的乡村小伙子和姑娘们。午饭前，他们到园子里去，但是穿着节日的衣裳不能蹦蹦跳跳，因为万一跌个交，会弄脏“好”衣裳。因此，他们规规矩矩地迈着脚步，尽量不发出声响，免得一不小心，引起密切监视着他们的家庭教师的愤怒，以至剥夺饭后的散步权利。不过，这种事并不常见，因为在如此盛大的节日里，家庭教师自己也觉得应该宽宏大量一点。
终于吃完了午饭。这一天午饭很丰盛，而且全是新鲜食物；虽然照例由母亲亲自给孩子们分菜，但这一次大家分得同样一份，因此孩子们都吃饱了。吃完饭，孩子们喧闹着从饭桌旁站起来，巴不得立刻跑到集市去，花掉大人给他们的节钱，但是他们不得不等待好妈妈的允许，而她有时却好久都想不起该让他们出去玩儿的事。
渴望着的时刻终于到来，但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向教堂走去，不敢加快脚步，好妈妈冲着他们背影教训道：
“当心，别弄脏衣裳！六点以前一定要回来！”
帐篷里挤满了人。其中，两个帐篷里摆着各种好吃的零食，第三个帐篷里卖花布、缎带、针线等等。我们径直向阿凯依老头的帐篷走去。这位阿凯依向来是逢节必到，他知道家里不太娇惯我们，所以情愿少算我们几文。
主要的零食有：皱巴巴的发潮的黑李子干，同样皱巴巴、湿漉漉的白葡萄干，做成牛马或公鸡形状、贴着点点金箔的蜜糖饼干，甜角豆，蛀孔斑斑的核桃，咬上去毕剥作响的小醋栗，等等。我们贪馋地扑到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前。因为我们是五个人，我们的钱加在一起，数目相当可观，所以五分钟内，我们手里就捧着各种各样的零食了。我们是多么贪馋地吞食着这些杂七杂八的零食啊！——不过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在这个大节日里吞进我胃里去的东西时，我便会感到很不好受。
这一天不让我们到村子里去玩，因为怕庄稼汉的放荡作乐会损害我们幼小的心灵。但是歌声传到了我们的耳里，我们也远远地看到了盛装的少男少女们在街上跳环舞，以及男孩们玩羊拐子游戏的情景。我们把我们的不自由的生活同那些欢度节日的老百姓的短暂的自由加以比较，心里很羡慕他们。我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到村子里去。自然，我们并不是想跑到那边去参加农民的联欢（上帝保佑，别让札特拉别兹雷家的人参预到这种活动中去！），只是想看看热闹。
然而，真正的联欢并不在街头，而是在农民家里。农舍里，桌上摆着各种款待客人的食物，还有伏特加和家酿啤酒。人们特别殷勤款待费陀特村长，他醉得象团烂泥，由人扶着，从一家吃到另一家。总之，大家醉得稀里胡徐，放牛的竟让村子里的牲口闯进了主人的大院，喂马的把牛牵进了马厩。
晚上，母亲闩上门，坐在房里。嘈杂的人声从村子里传到她耳里，她不敢出去看看，因为她知道，她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放出去过节的丫环们先后回来了……一个个春风满面、兴高采烈。但她们立刻被人拉到各个小贮藏室里去，让她们在那里睡觉。母亲凭她敏锐的感觉猜到了这种举动的含义，因此，哦唷，哦唷，她那颗权力无边的地主的心象给扎了一刀似地难受！
临了，快到深夜十一点，嘈杂声渐渐平息，于是母亲派人到村子里去，察看各处的灯火是否熄灭。回报说平安无事，虽然有几起殴斗，但是谁也没打成残废，她这才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
节期的第一天结束了；明天，狂欢还将继续，但已经移到各个村庄去了。眼不见为净，主人的心至少可以减轻一点痛楚。
请读者原谅我讲了许多题外话，现在回过头来讲“好姑姑好姐姐”。
她们俩比我父亲年长，在他娶亲以前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在红果庄享有全权主人的权力。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虽然有她自己的庄园拐角村，离我们的庄园三十五俄里，但是那里的宅子破旧而且不舒服，特别是在冬天，简直没法居住。那时，父亲和两个姐姐的庄地没有分开，象祖父波尔菲利·格里果里奇①在世时一样，统一管理。父亲从全部庄地的收入（非常有限）中，分给好姐姐少许的钱，供她们必不可少的花销。弟弟和姐姐相处得很和睦；姐姐甚至非常崇拜弟弟，向他问好时，总是深深地鞠躬，还亲吻他的手。
①按：祖父的父称，这里是格里果里奇，但后面提到他时，用的父称都是瓦西里依奇。谢德林写这本书时患着重病，全书完稿后不到三个月便逝世了，没来得及从头到尾检视一遍，以致未能改正这类疏漏。
从来没有人向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求婚，而且一般的说，也没有任何风流韵事能算在她的帐上。她长相丑陋，从小便很严谨，好象她早预料到自己要永远守住童贞似的。至于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她比妹妹生得标致，看来，她的青春决不是象妹妹那样风平浪静地度过的。至少，母亲就常常当着众人的面提到某个龙骑兵军官的事儿，借此刺痛好姐姐。这时，两个老姑娘面色苍白，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还小声地连连呼着：呸！呸！——仿佛在否认一件莫须有的事情。连老父亲也忍无可忍，对母亲说：
“太太，你怎么没羞役臊！”
现在，当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过了六十五岁大寿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龙骑兵军官了，但是，连我们做孩子的都知道，这位老姑娘的床头上挂着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的画像，她特别诚心地为他祷告，在他的忌日，三月三十一号那天，她穿上白布长袍，而且比平时更加细心地把生丝做的假鬈发梳得蓬蓬松松的。
正当两位好姑姑在红果庄度着既平静又有权势的岁月时，年已四十的父亲，忽然想起要成亲了。从那时候起，两个姐姐在家庭中的地位便开始迅速下降。母亲出嫁的时候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少女的稚气却不知为什么异常迅速地从她身上消失了。家里流行着一种传说：她起初本来是个快乐活泼的少妇，她管侍女们叫伙伴儿，她爱跟她们一起唱歌，玩捉人游戏，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到树林里去采浆果。那时候，她常常出门作客，也请客人到自己家里来玩，总之，她决不放过寻欢作乐的机会。如果没有姑子们，她很可能象这样无忧无虑过一辈子。她刚嫁过来，她们便存心拿她当作一件家里的玩物来逗乐，想方设法挖苦她，特别是在没有如约付足陪嫁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父亲尽管性格软弱，对她们的做法也不以为然。最初一个时期，他甚至站在年轻的妻子一边，不让姑子们欺负她。尽管他们俩的和睦的夫妇生活为时甚短，但父亲这种态度也足以使母亲下定决心，要给姑子们以狠狠的回击。
大约在结婚四年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她由少妇一变而为“女主人”，她不再管贴身丫头叫伙伴儿，从她的嘴里说出“小贱货”这样的脏话，而且说得那么自以为是、威严、坚决。
不用说，对姑子们的斗争，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的。委琐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小事俯拾皆是。一天早上，母亲把厨子叫到她房里，亲自吩咐他做什么菜饭，待好姐姐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知道这件事时，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开饭的时候，母亲亲自动手分菜，而这件工作一向也是属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掌管的大权范围之内的。好姐姐看到这副光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第一着，麻烦还在后头。果然，到了晚上，母亲第一次接见村长，听取他的报告，发布命令。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你疯了还是怎么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再也忍受不住了。
可是大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不明白家里出了大事，竟然哈哈大笑，风言风语地说道：
“哟，商人女儿：哟，女财主！把你从莫斯科运陪嫁来的箱子打开来看看吧！”
“也许是别人疯了，”母亲平静地回答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我只知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可不是吃闲饭的食客。您有拐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