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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案时，居然让他们和从前的主人平起平坐。
①废除农奴制的。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颁布后，为调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设立了由贵族地主担任的所谓调停吏，他们是和地主一个鼻孔出气的。
②一八六四年公布新的司法条例，其中规定法院开庭必须公开进行，由两造当事人出庭，开庭的结果须在报端公布，但这种符合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司法改革，对农民来说不过是一纸具文。
③“法令”规定，家奴不授予“宅旁园地”，不领份地，不出赎金即可“解放”，但还受着种种附加限制，并不可能立即获得解放。因此调停吏在处理地主与家奴之间的关系时，是有伸缩余地的，他们往往借此敲诈自肥。从下面的描写看，斯特隆尼柯夫与调停吏显然“处”得不好，因而受到后者的报复；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
斯特隆尼柯夫安静下来了。他在省委员会里呆够规定的期限，回到了斯洛乌申斯柯耶镇，但他的生活已经改变了航道。他的预感成了事实；普罗柯菲留下了，可是主要的厨师，就限期未满被调停史提前给放了，因为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生气时打过他一个耳光（厨师在法庭上却撒谎说他挨了三个耳光）。
“就为了一个耳光！”斯特隆尼柯夫愤愤不平地说，“就算打了他三个耳光，那又有什么！”
他没有出庭，因此法庭作了缺席裁判。总之，他立刻同调停吏翻了脸，并且照例在大庭广众之中大揭调停吏的丑事。调停吏为了报仇雪耻，撤掉了他的厨师，却没有撤掉米特罗芳·斯托尔尼雅柯夫的厨子，虽然米特罗芳的的确确打过他的厨子三个耳光，而不只一个耳光。不过，不妨补充一点：斯特隆尼柯夫对这个不幸甚至感到有些高兴，因为这样一来解除了他现在已经力不从心的招待宾客的义务。只好留下一个光会做炸肉饼的小厨子。
“这事儿得考虑考虑，”他三番五次对妻子说，“老是炸肉饼，这算什么食物！再说，阿尔秀什卡以后也随时会溜掉的。”
“没关系！姐姐来信说，她在莫斯科看中了一个厨娘，做得一手好菜！”
“厨娘？我不信她会做菜！活见鬼！我活了半辈子，用了半辈子的大厨师、点心师傅，现在忽然用厨娘，不干！’
“不干，那就吃阿尔秀什卡做的炸肉饼吧。”
人们苦恼着、忧愁着。地主们写好了法定的文契，离乡背井，出门碰运气去了。只有小地主们固守在家里，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好去。斯特隆尼柯夫也没有走，因为他公务羁身，加上债主们老盯着他，要走也走不脱。三年任期届满，他又被大家选为贵族长，但是到了再下一届，大家没有选他，却选了米特罗芳·斯托尔尼雅柯夫。司法改革开始推行①。
①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后，从一八六三年起至一八七四年，沙皇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基础，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司法改革（1864年）是其中的一个。
除了地方法院，全省布满了调解机关。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对于选举上的失败并不介意，但是在他把落选的事和其他一些景况加以对照时，他感觉到，这次失败使他即将面临一个无情的结局。
债主们出动了。只有少数几位同意他换写借据，大多数人径直上诉法院，向他讨还欠款。新法院成立初期，案件不多，因此控诉斯特隆尼柯夫的案件，几乎成了第一个必须作出迅速而公正的判决的案件。他没有亲自出庭，而把官司委托给了西涅古波夫，好象他自己也不怀疑他这次非完蛋不可似的。追偿欠款的案子一件接着一件以飞快的速度作了判决，件件于原告有利。法院人员不断带着执行文件来到斯洛乌申斯柯耶，确定查封、估价等等的期限。
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穿着睡衣，从早到晚，整天徘徊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大骂天下人对他忘恩负义。他特别恨那个丧心病狂地迫害他的叶尔莫拉耶夫，因此，他暗下决心，只要一碰到他，立刻把他的狗脸打个稀烂（他安慰自己说：“我们的权利还没有取消！”）！但是叶尔莫拉耶夫不愿吃这个亏，总是躲着他。
“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时兴玩艺儿！”斯特隆尼柯夫为自己的被弃大发牢骚说，“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忽然翻脸不认人！现在连一条狗也不来了！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人对我说一句：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您当了九任贵族长，您现在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请您赏个脸收下这笔借款吧！没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净顾着收赎金，想也没想到借一点给我！得啦吧！难道我不还钱！难道我没有田庄！赎金一拿来，我也有一大笔钱！你要多少，尽管拿；连本带利，统统还你！”
但是，他没去取赎金，因为他担心人家正在打这笔赎金的主意。他们不仅要他还债，恐怕还要夺去他最后一块面包，宣布他破产。……但就在这时，债主们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们等着等着，突然要求法庭强迫他去领赎金。听到这个消息，他惊惶失措。一个黑暗的、张着大口的破产的无底深渊呈现在他面前，穷困的恐怖攫住了他。他坐着，呆呆地凝视着远方，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着。
如果说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显得非常惊慌，那么，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的诧异就简直到了无边无际的程度。不用说，她知道丈夫背了一身的债，她并不怀疑，她也得为这些债务负责。家里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吵，可是，说句公道话，在这次考验中，妻子的表现比丈夫不知精明多少倍。她非但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而且有决心分担共同的命运。宅子里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当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满腹牢骚、灰心丧气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已经有效地安排好了退路。没什么好等待了。当法院进行清产和估价的时候，斯特隆尼柯夫夫妇收藏起值钱的东西，不声不响地把它们转移到莫斯科，随后他们本人也溜到那里去了。自然，没有人为他们饯行。债主们没有留难他们，已是万幸。只有叶尔莫拉耶夫（这时他已是头等商人）藏在主人庄园的一间厢屋里，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声嚷叫：
“连勺子、碟子也没留下一个！家里本来有许多银器，有一把银茶炊，还有许多钻石……全藏起来了。欠我们的钱一个不还！哪怕一卢布还二十戈比也好啊！”
总之，他们夫妇俩又振作起来了。好象是许多年来压在他们身上的恶梦突然消失，他们的眼前重新展现着一片灿烂的阳光。
“从前你说我买手镯和宝石项圈是浪费金钱，现在用得着了吧！”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一路上快活地回忆着往事，“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拿什么逃生？”
“你聪明！我的聪明的宝贝儿！”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回答，亲热地吻着妻子的小手，把脑袋紧紧靠在她肩上。
但是危险还没有过去。一批狠心的债主开始谈论他们隐瞒财物的行径，并且提出了他们蓄意宣告破产的问题。
这时忽然传来消息，说是斯特隆尼柯夫夫妇已经离开莫斯科。
大约在斯特隆尼柯夫破产后的四年，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逗留了几天。有时，我们同行的几个人出去游览四郊的名胜。一天，我们到了位于法国一边的湖滨小镇埃维昂。我们走进一家旅馆的花园里，照例碰到一群侍役出来迎接我们，当我仔细看了看走在前头的那个传役，认出他是……斯特隆尼柯夫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
不错，的确是他。他的模样仍旧象一只哈巴狗，而且是一只鲜蹦活跳、精力饱满、神采奕奕的哈巴狗。他不但没有衰老，似乎还年轻了十岁。肚皮挺得老高，绷得紧紧的，象只大鼓；这就是说，他吃得很饱。眼睛闪着机灵的光彩。留着平头的圆脑袋和往年一样，仍旧象是刚刚从车床上车出来似的。他以惊人的灵巧动作舞弄着餐巾，把它从一只手里抛到另一只手里。一件别人穿过的、接缝地方已经磨损的黑燕尾服，本来挂勋章的地方现在挂着一块侍役号码牌，和他的尊容配在一起，简直再合适没有了。
不过，如果他自己不向我证实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是不会相信我自己的眼睛的；他用纯粹的俄语向我惊呼道：
“您大概认出来了吧！对，我就是那一位！”
“天啦！费朵尔·瓦西里伊奇：真是您呀！”我也惊呼了一声。
“一点不假。先生们！请赏光上我的台子上去用饭。喏，我管的台子就在那边！”他指着花园里一个相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