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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
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於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
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
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
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
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
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
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
以臻至治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
於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於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
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
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
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
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
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
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
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
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
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於积德、累
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
行，何等优劣？”徵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
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
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
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理国安危，所
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於主，朕则归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
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
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
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
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
“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
太宗曰：“然。”
卷三 择官第七（凡十一章）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於审。量才授职，务省官
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
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画地作饼，不
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
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
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
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傥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
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
坐而食，遗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闻耳目，
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
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於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
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於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
列於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
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
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
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
於当时，不借才於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
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
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
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
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
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
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
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
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
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
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
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
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
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能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
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
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
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
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
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辖，爰
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
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於今。而左
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
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
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
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谘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迹抛啵�
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
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
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
至於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於时宜，当置
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
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
尚书左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