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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徐海？”知客大吃一惊，脸上的颜色都变了。
“是的，他就是牛道存要找的徐海。那天我跟牛道存说：断指以后的徐海，不是从前的徐海了。且不说与人为善，你该放松一步；就拿公事来说，亦正有用得着徐海之处。牛道存听我的劝，不再追究。所以你可以放心，麻烦过去了，往后决不会出什么事故。”
“原来如此！”知客放了一半心，“那么明山呢？如今去了哪里？”
“到徽州去了。”慧远答说，“他就是去办一件大事，劝说汪直来归顺朝廷。”
“这样的大事！”知客惊问，“方丈，你老做这件事，官府可知道？”
“大概知道。”慧远答说：“我跟牛道存谈过，请他密陈知县——”
知客抢着说道：“知县那里作得了主？”
“不须知县作主。汪直若是跟着明山来了，束身待罪，便是知县的大功一件。”
“若是不来呢？”
慧远笑笑答说：“那就连我都不知道了。”
知客知道老和尚是推托。他与明山连谈三个通宵，当然都打算到了；想来事关重大，不便透露，也怪不得他。知客只说：“如今弟子也算参与机密了，往后有事商量，弟子总可以出出主意，奔走奔走。”
“当然，当然！我一定跟你商量。不过，也只跟你一个人商量。”
“弟子有分寸的。这样的大事，弟子决不敢泄露一言半语。”
明山一去数月，是打算用水磨功夫，相度机宜，适时劝导，彻底将汪直说服，归顺朝廷。而为山九仞，却以福建方面起了极大波澜，以致功亏一篑。
原来朱纨自剿平双屿，而汪直脱逃，细察缘由，越发自信“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的看法，丝毫不误。也因此，更坚持自己的一惯做法：全力去中国衣冠之盗，外国之盗，自能绝迹。
衣冠之盗之难去，不仅因为在乡的衣冠缙绅，为外国之盗及中国濒海之盗的东道主，更因为朝中的大臣言官，亦隐相包庇之故。尤其是福建籍的言官，要跟朱纨为难，非常容易。加以严嵩将首辅夏言攻倒杀害，权倾一时；吏部尚书闻渊，不安于位，告老回乡，文官的人事权，便由严嵩的党羽所接掌，接纳了福建籍御史周亮与给事中叶镗的建议，将朱纨的职称由“巡抚”改为“巡视”。一字之差，权柄大减，属吏指挥不动，命令就大打折扣了。
朱纨大为气愤，上疏力争，措词不免偏激；似乎满朝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是奸臣。因而闽、浙两省的士大夫，大起反感。而朱纨毫无所惧；在福建沿海逮捕了通番有据的乡绅９６人，绑到演武场中，大炮之声，人头滚滚，刀下一个不留。
这件事做得痛快是痛快，而魄力到底太大了一些。福建的势豪之家，恨之刺骨；于是由御史陈九德发难，严劾朱纨擅杀。周亮等亦上本攻击朱纨“措施乖方，专杀启衅”；笔锋当然亦指向都指挥使卢镗及福建防海副使柯乔，因为那９６个汉奸，就是卢、柯二人去抓来的。
这一案太大了，皇帝降旨：朱纨暂行解职，回原籍听候查勘。并派给事中杜汝祯及原在福建的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奏复。京信到达浙江，朱纨知道自己失足了。他唯一的凭藉是靠皇帝的信任；而这一信任，显然已经失去了。
“我既贫且病，而且自己知道脾气倔强，决不肯跟奸党对簿公堂！”他痛哭流涕地向亲近僚属说道：“我是死定了！即使天子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人亦非杀我不可。要死我自己死，为什么要死在他人手里？”
于是自营生圹，还作了相等于墓志的圹誌；然后写下绝命词，服毒自杀。等杜汝祯与陈宗夔从福建按问完毕，回京复命，说朱纨所杀的，不过从事走私的奸民，并无必杀之理。坐实了“擅杀”的罪名。朝中降旨，逮捕朱纨下狱时，朱纨已经下棺材，入墓地了。
朱纨一死，汉奸得志，沿海的土豪劣绅，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在这样令志士丧气的情况之下，汪直不但不听徐海的规劝，反而劝徐海与他一起，再度“落水”。徐海摇首不答，第二天悄然离开徽州。不久，汪直也走了，纠合旧部，重新回到普陀一带的旧巢；而一度悬为厉禁的“海禁”，也就在这时候开放了。
于是，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倭寇在汪直接应之下，侵入浙东的台州，南奇黄严，北掠定海。守土有责的地方官，除了飞章告急以外，束手无策。
为了用兵而设的“浙江巡视”这个职司，自朱纨死后，原已裁撤，此时因为倭患日亟，朝廷决定恢复设置；并将新任山东巡抚王忬调到浙江。他的全衔是：“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福、兴、漳、泉地方”；这就是说，福建沿海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亦归王忬管辖。
王忬字民应，江苏太仓人，两榜进士出身。一向在山西、河北等地做官。当时北方的大患，是来自河套的俺答——鞑靼，也就是蒙古一部落的酋长，拥有十几万骑兵，屡次入寇宣化、大同一带，嘉靖二十九年夏天，甚至侵入古北口，直薄京师，震动九重。正当顺天巡按御史的王忬，防守通州，调度有方，深得皇帝的赏识，这一次将他由山东调到浙江，无疑地，是信任他必能担当剿倭的重任。
王忬亦不负期望。京书一到，当日动身，轻车简从地到了杭州，毫无动静，只是观察。他发现浙江人太柔弱，打仗很不在行；又发觉自己的职权还不足有力地督率官吏将士。要将浙江人振作起来，不是短时间所能办得到的，他认为自己第一件该做的事，是请求皇帝扩大授权。
于是，王忬亲笔起草，专差呈递一道奏章，建议四点：第一、有“便宜行事”之权，该杀该赏，一己可以专决；第二、勾结倭寇，作为内应，定罪宜严；第三、官兵作战，必有损失，胜固应赏，即使打了败仗，定罪宜宽；第四、倭寇及通番的海盗，是应该剿灭还是应该招抚，临事而定，不必拘泥。
皇帝对这四个要求，完全批准，同时降旨，将朱纨任内所贬的职称恢复——王忬不再是浙江巡视，而是浙江巡抚了。
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选将。王忬就地取材，重用四员大将，第一个是福建晋江籍的俞大猷。此人学书学剑，深通兵法，是大将之才。
第二个叫汤克宽，邳州卫人，是武将世家，他的父亲汤庆，做过防守长江的江防总兵官。汤克宽骁勇善战，原已做到副总兵，驻扎金山卫，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由台州北上，流窜各地，汤克宽作战失利，被参革职。王忬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保他为浙西参将。
第三个就是卢镗，赦免前罪，官复原职。第四个名叫尹凤，是南京人，参加武科考试，乡试与会试都是第一，也就是武解元与武会元，因而由世袭的指挥同知擢升为都指挥金事，驻军福建。不幸牵涉在一件贪污案子中，被捕下狱，朱纨查察案情，尹凤的过失并不严重，便为他出奏乞恩，得以释故复职，仍旧派到福建沿海，统领闽军“备倭”。
有将无兵，还是无济于事。王忬认为浙西民风文弱，不能练成劲卒，决定招募温州、台州沿海之地的剽悍壮丁，分隶四员大将之下，遍驻浙闽沿海各要地。同时宽筹粮饷，申明军纪；恩威并用，士气大振，浙江的民心，亦就此安定下来了。
此外，王忬又下了两道命令，一是看形势险易，分别缓急，将浙江、福建沿海没有城池的县分，发动民工，建筑新城。一道是严禁通倭，倘或违令而获有证据的，必遭家奇人亡之祸——这是朱纨所施行过的手段；王忬如法炮制而安然无恙，就因为他有皇帝的支持，所以朝中的“衣冠之盗”，无奈其何。
这样半年的功夫，部署已定，而汪直所勾结的倭寇，亦已到达浙东海面。王忬得到谍报，决定采取主动，制敌机先。于是派俞大猷率领精兵先发；汤克宽用大船运重兵后继；尹凤在福建海面拦截；卢镗一军作后备，相机支援。
三十二年三月里的一个月夜，官军发动突袭，攻奇汪直设在普陀的巢穴；倭寇仓皇觅船逃走，官军奋勇追杀，斩首１５０余级，生擒１４０多人，溺死在海中的不知其数。那知到了后半夜，忽然台风大作，官军呼应不灵，乱了阵脚，汪直趁机逃走；船到福建外海，尹凤已经勒兵以待，大大地打了一个胜仗。
于是，这一年之中，倭寇与海盗便在东南各地流窜了。汪直余党在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之间，狼奔豕突；汤克宽忽而海上，忽而陆地，跟在后面，穷追猛打。最后，汪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