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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注三国志-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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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圣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书奏,皓不纳。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覈上疏辞让,皓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杨、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

时仓廪无储,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夫财谷所生,皆出於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而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闻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谓求其为己劳也,求其为己死也。三谓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则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实,民劳役猥,主之二求已备,民之三望未报。且饥者不待美馔而后饱,寒者不俟狐貉而后温,为味者口之奇,文绣者身之饰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於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於浮华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物力之损。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汉之文、景,承平继统,天下已定,四方无虞,犹以彫文之伤农事,锦绣之害女红,开富国之利,杜饥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离疆,甲不解带,而可以不广生财之原,充府藏之积哉?”

皓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为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圣,受恩特隆。越从朽壤,蝉蜕朝中。熙光紫闼,青璅是凭。毖挹清露,沐浴凯风。效无丝氂,负阙山崇。滋润含垢,恩贷累重。秽质被荣,局命得融。欲报罔极,委之皇穹。圣恩雨注,哀弃其尤。猥命草对,润被下愚。不敢违敕,惧速罪诛。冒承诏命,魂逝形留。”

覈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馀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天册元年以微谴免,数岁卒。曜、覈所论事章疏,咸传於世也。

评曰:薛莹称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暢;贺邵厉志高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覈文赋之才,有过於曜,而典诰不及也。予观覈数献良规,期於自尽,庶几忠臣矣。然此数子,处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为幸耳。 

编 辑 说 明



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二○——二八○),是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记载这六十年历史的比较完整的史书,是西晋初年陈寿著的这部三国志。

唐代以前,本以史记、汉书、东观记为三史,后来东观记失传(现存的东观汉记是后人辑佚书),就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后人推重陈寿的史学和文笔,於是又加上三国志,称为四史。三国志继承史记、汉书而作,成书远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

陈寿成书的年代虽然不能确定,但知他死在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这时候魏的最后一个君主陈留王尚未死去。当时魏、吴两国已先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私撰的有鱼豢魏略,这三种书是陈寿所根据的基本材料。惟蜀国无史,必须由陈寿直接採集资料。陈寿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在蜀未亡时即注意蜀事,他所採集的虽然不及魏、吴官史那样丰富,也终於完成蜀书,与魏、吴两书并列。总的来说,因为陈寿见到的史料有限,所以三书的内容都还不够充实。三国志没有志表,正是因为材料不足;后来裴松之所以要给它作注,也是要补救这个缺陷。

魏、蜀、吴三书曾各自为书。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入正史类,蜀书、吴书入编年类,这种分类法,固然错误可笑,但由此可以知道三书在宋以前曾经是独立流传的。三国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一○○三)国子监刻本,吴志分上下两帙,前有刻吴志牒文。后来绍熙的重刻本里,也保留着一页咸平国子监刻蜀志的牒文。可知咸平刻书时虽已合併,但三书还是分别发刻。



陈寿死后约一百三十余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告成。东晋以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搜辑,利用这些资料来补充陈书,正像他自己所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採为味”。裴注的体例,在他的进书表里提到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二、“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四、“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按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除本书六十五卷外,还有叙录一卷。可惜唐以后叙录失传,使我们对於作者的意旨不能得到更深刻的瞭解。

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四库提要称:“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侭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四四五),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现在最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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