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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丏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啰。”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啰。”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楣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1928年6月24日晚写毕,北京清华园。
(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背影 旅行杂记
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我也想观观光;故“不远千里”的从浙江赶到上海,决于七月二日附赴会诸公的车尾而行。
一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与上海的社员乘车赴会的日子。在上海这样大车站里,多了几十个改进社社员,原也不一定能够显出甚么异样;但我却觉得确乎是不同了,“一时之盛”的光景,在车站的一角上,是显然可见的。这是在茶点室的左边;那里丛着一群人,正在向两位特派的招待员接洽。壁上贴着一张黄色的磅纸,写着龙蛇飞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元a。”两位招待员开始执行职务了;这时已是六点四十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了。招待员所应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买车票。买车票是大家都会的,买半票却非由他们二位来“优待”一下不可。“优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实行“优待”的时候,要向每个人取名片,票价,——还得找钱。他们往还于茶点室和售票处之间,少说些,足有二十次!他们手里是拿着一叠名片和钞票洋钱;眼睛总是张望着前面,仿佛遗失了什么,急急寻觅一样;面部筋肉平板地紧张着;手和足的运动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好容易费了二虎之力,居然买了几张票,凭着名片分发了。每次分发时,各位候补人都一拥而上。等到得不着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两两的怨声了。那两位招待员买票事大,却也顾不得这些。可是钟走得真快,不觉七点还欠五分了。这时票子还有许多人没买着,大家都着急;而招待员竟不出来!有的人急忙寻着他们,情愿取回了钱,自买全票;有的向他们顿足舞手的责备着。他们却只是忙着照名片退钱,一言不发。——真好性儿!于是大家三步并作两步,自己去买票子;这一挤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价外,还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张三等车票。这时候对两位招待员的怨声真载道了:“这样的饭桶!”“真饭桶!”“早做什么事的?”“六点钟就来了,还是自己买票,冤不冤!”我猜想这时候两位招待员的耳朵该有些儿热了。其实我倒能原谅他们,无论招待的成绩如何,他们的眼睛和腿总算忙得可以了,这也总算是殷勤了;他们也可以对得起改进社了,改进社也可以对得起他们的社员了。——上车后,车就开了;有人问,“两个饭桶来了没有?”“没有吧!”车是开了。
二“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约莫一点钟的时间,才在大会注册组买了一张旁听的标识。这个标识很不漂亮,但颇有实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会开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着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倾盆而下。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讲演厅举行。该厅离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远;但我终于冒了狂风暴雨,乘了黄包车赴会。在这一点上,我的热心决不下于社员诸君的。
到了会场门首,早已停着许多汽车,马车;我知道这确乎是大典了。走进会场,坐定细看,一切都很从容,似乎离开会的时间还远得很呢!——虽然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楼上正中是女宾席,似乎很是寥寥;两旁都是军警席——正和楼下的两旁一样。一个黑色的警察,间着一个灰色的兵士,静默的立着。他们大概不是来听讲的,因为既没有赛瓷的社员徽章,又没有和我一样的旁听标识,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谓“军警席”,是就实际而言,当时场中并无此项名义,合行声明。)听说督军省长都要“驾临”该场;他们原是保卫“两长”来的,他们原是监视我们来的,好一个武装的会场!
那时“两长”未到,盛会还未开场;我们忽然要做学生了!一位教员风的女士走上台来,像一道光闪在听众的眼前;她请大家练习《尽力中华》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着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时候,她温和地笑着向大家说:“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轻轻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等,她果然又来了。说完“一——二——三——四”之后,《尽力中华》的歌声果然很响地起来了。她将左手插在腰间,右手上下的挥着,表示节拍;挥手的时候,腰部以上也随着微微的向左右倾侧,显出极为柔软的曲线;她的头略略偏右仰着,嘴唇轻轻的动着,嘴唇以上,尽是微笑。唱完时,她仍笑着说,“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时候,她拍着两手,发出清脆的响,其余和前回一样。唱完,她立刻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惊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学生一样了;但是半秒钟的惊愕与不耐以后,终于又唱起来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于是大家的临时的学生时代告终。不一会,场中忽然纷扰,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东北角上;这是齐督军,韩省长来了,开会的时间真到了!
空空的讲坛上,这时竟济济一台了。正中有三张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