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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似乎在减少。……我敢说,如果说神经疾病过去是很少见的,那么今天则是最常见的疾病”。而且人们很快重新获得了16世纪的那种强烈意识,即理性是不牢靠的,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损害,尤其是受到疯癫的损害。日内瓦的医生马泰(Mathey)深受卢梭的影响。他对一切有理性的人提出希望:“如果你们聪明又有教养,你们不要以此来炫耀;一件小事就足以扰乱甚至毁灭你们引以为荣的所谓智慧;一个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绪波动就会一下子把一个最理智、最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白痴。”疯癫的威胁成为该世纪的一个紧迫问题。
但是,这种意识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对非理性的迷恋是一个感情上的问题,涉及到肖像复兴运动。而对疯癫的恐惧就不太受这种遗产的束缚。如果说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那么疯癫意识则伴有某种对现代性的分析,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在非理性意识和疯癫意识二者分道场镇的过程中,我们在18世纪末看到一个决定性的起点: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继续前进,借助行尔德林、奈瓦尔(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时间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而发展。
l。疯癫与自由。在很长时间里,某些忧郁症被认为是英国人特有的;在医学中和文学中都对此确认不疑。孟德斯鸠曾将罗马人的自杀与英国人的自杀加以比较,认为前者是种道德和政治行为,是符合其各种教育的结果,后者则是一种病态,因为“英国人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使自杀,他们甚至在幸福的怀抱中自杀”。在这里,环境起着作用。如果说幸福在18世纪是自然和理性的秩序的一部分,那么不幸,至少毫无理由地阻碍幸福的东西就应该是另一税秩序的组成因素。最初人们在恶劣的气候、自然界的失衡(适宜的气候是大自然促成的,而不适宜的气候则是由环境造成的)中寻找后一种秩序。但是这不足以解释“英国病”的原因。切恩早已宣布,这种精神失常的根源是财富,美味佳肴,全体居民享受的富足,富人的享乐和悠闲。人们逐渐开始寻求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解释,认为财富、社会发展、各种制度似乎是疯癫的决定因素。在19世纪初,斯普尔兹海姆在一部著作中将这些分析综合起来。他认为,疯癫“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发病率高”,不过是对那里盛行的自由和普遍享受的富足的惩罚。心灵的放纵比权力和专制更危险。“宗教情感……不受拘束;每个人都可以向愿意听他讲的人布道”;由于听了不同的观点,“心灵在寻求真理时就会受到干扰”。犹豫不决,左顾右盼,三心二意是十分危险的!此外还有争执不休、情绪激昂和固执己见的危险:“每件事都遭到反对,对立使人情绪亢奋。无论在宗教、政治、科学和其他一切事务中,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必须准备遭到反对。”这么多的自由使人无法驾驭时间;每个人都无所适从。国家的一切也都摇摆不定:“英国人是一个商业民族。人的思想若是总在考虑生意,就会不断地被恐惧和希望所惊扰。商业的灵魂就是自私自利,因此很容易变得妒忌别人,并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此外,这种自由也绝不是真正正常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各方面都受到同最正当的个人欲望相对立的要求制约和骚扰。这是谋利的自由、结党营私的自由、金融组貂合自由,而不是人的管由、思想和心灵的自由。由于经济原队英国的家庭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家庭更专制:只有富家女子才有能力结婚;“其他人只有通过其他有害于身心的手段来获得波足。这种原好也鼓励了放荡,从而可能导致病癫。”因此。商业应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则。总之,这种又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商业状态的自由,就是人与他从中认识自我的那个世界的幸福之间、人与他从中发现真理的自然之间的“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它是疯癫的决定因素。斯普尔兹海姆写作之时,正值“神圣同盟”的颠峰时期,和专制君主制复辟时期。此时,人们很容易将整个世界的疯癫的全部罪过都归咎于自由主义。“能够看到人的最大欲望即他的个性自由有其弊端,也算是独具慧眼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分析的价值不在于它对自由的批判,而在于它使用了一个在斯普尔兹海姆看来意味着“非正常环境”的观念——疯癫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纵容和得以强化和扩展。
2.疯癫、宗教与时代。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意象画面,一种有利于各种幻觉和格妄的太虚幻境。长期以来,医生们对过分的虔诚和过于强烈的信仰的后果很不以为然。过于严厉的道德要求,对拯救和来世过于强烈的热望,往往被视为造成忧郁症的原因。《百科全书》也不失时机地列举这种实例;“某些传教士用激烈的语言给意志薄弱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他们刺激起后者对破坏教规将受到的痛苦的极端恐惧,结果后者的头脑中产生了惊人的变化。在蒙特利马(Mom6limar)医院,据说有一些妇女就是因参加了该市的一次传教活动而患躁狂症和忧郁症。这些妇女的思想陷入传教者轻率宣扬的恐怖意象。她们整天只念叨绝望、复仇、惩罚等等。其中一人完全拒绝治疗,认为自己是在地狱中,任何东西都无法熄灭她认为正在吞噬她的烈火。”皮内尔沿袭这些开明医生的思路,禁止给“因虔敬而患忧郁症的人”看有关宗教信仰的书籍,甚至主张对“认为自己受到神召和力图改变宗教信仰的教徒”实行单人禁闭。但是这里依然主要是一种批判,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因为人们怀疑,宗教事务因本身的渡委和幻觉性质而引发人们的脂妄和幻觉。皮内尔报道了一个刚被治愈的疯癫病人的病例。这个人“读了一本宗教读物,…书上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护卫天使。第二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周围有一群天使,并听到天国的音乐,获得启示。”在此,宗教完全被视为传播谬误的一个因素。然而,早在皮内尔之前,有些分析已经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学特点,把宗教视为满足或压制感情的一种环境。1781年,德国作者默森(Moehson)把牧师享有绝对权力的遥远时代描绘成幸福的时代气当时不存在游手好闲,时时刻刻都有“宗教仪式,宗教活动,进香翰圣,访贫问苦,正规节日”。他们的时间被安排好的幸福所占据,无暇去浪费感情,无暇去厌倦生活、烦躁不安。如果一个人感到内疚,他就会受到实际的、往往是肉体的惩罚。这种惩罚占据他的思想,使他相信过失已得到党总。当忏悔牧师遇到那些“过于频繁地来忏悔的疑病症患者”时,他就让他们以苦行来赎罪,以“稀释他们身上过于粘稠的血液”,或者让他们去远方朝圣:“环境的改委,遥远的路程,远离故居,远离困扰他们的事物,与其他香客的交往,缓慢但充满生气的跋涉,这些比今天取代了朝圣的舒适旅行更能对他们产生效果。”最后,牧师的神圣性质使他的每一道命令都具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试着逃避它;“通常,神经失常的病人是不会把一切告诉医生的”。在默森看来,宗教是人与罪过之间和人与惩罚之间的一种中介。它表现为一种权威性综合形式,通过施加惩罚来抑制犯罪;反之,如果宗教放松控制,仅仅维持良心忏悔、精神苦行的理想方式,它就会直接导致疯癫。只有始终如一的宗教环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种潜越的极度请妄形式出现的精神错乱。通过完成宗教礼仪和要求,人既能避免犯罪前无益地浪费感情,又能避免犯罪后徒劳地反复懊悔。宗教围绕着此时此刻的圆满完成来组织人的全部生活。幸福时代的宗教永远赞美着“现在”。但是,一旦它在现代被理想化后,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