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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人，倘若要活动，必须自信他的活动是重要的，有益的。因此，一个人，不论地位怎样，他对人生必须具有这样的观点，使他觉得他的活动是重要的，有益的。
通常人们总以为小偷、凶手、间谍、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职业卑贱，会感到羞耻。其实正好相反。凡是由命运安排或者自己造了孽而堕落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卑贱，他们对人生往往抱着这样的观点，仿佛他们的地位是正当的画，语言系统和实在系统是对应的。世界绝对简单的事实是，高尚的。为了保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总是本能地依附那些肯定他们对人生和所处地位的看法的人。但要是小偷夸耀他们的伎俩，妓女夸耀她们的淫荡，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我们就会感到惊奇。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惊奇，无非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圈子狭小，生活习气特殊，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不过，要是富翁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巧取豪夺，军事长官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他们的血腥屠杀，统治者夸耀他们的威力，也就是他们的强暴残忍，还不都是同一回事？我们看不出这些人歪曲了生活概念，看不出他们为了替自己的地位辩护而颠倒善恶，这无非因为他们的圈子比较大，人数比较多，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她的生活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她是个妓女，被判处服苦役，然而她也有她的世界观，而且凭这种世界观她能自我欣赏，甚至自命不凡。
这个世界观就是：凡是男人，不论年老年轻，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将军，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一例外，个个认为同富有魅力的女人性交就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因此，凡是男人，表面上都装作在为别的事忙碌，其实都一味渴望着这件事。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此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人物。
她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全都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在这十年中间，不论在什么地方，她都看见，一切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开始，到谨慎小心的监狱看守为止，个个都需要她。至于那些不需要她的男人，她没有看到，对他们也不加注意。因此，照她看来，茫茫尘世无非是好色之徒聚居的渊蔽，他们从四面八方窥伺她，不择手段——欺骗、暴力、金钱、诡计——去占有她。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人生的。从这样的人生观出发，她不仅不是一个卑贱的人，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玛丝洛娃把这样的人生观看得高于一切。她不能不珍重它，因为一旦抛弃这样的人生观，她就会丧失生活在人间的意义。为了不丧失自己的生活意义，她本能地依附于具有同样人生观的人。她发觉聂赫留朵夫要把她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就加以抵制，因为预见到在那个世界里她将丧失这样的生活地位，从而也就丧失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她竭力避免回忆年轻时的事和她同聂赫留朵夫最初的关系。那些往事的回忆同她现在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因此已从她的记忆里抹掉，或者说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象蜜蜂把一窝螟虫（幼虫）封起来，免得它们糟蹋蜜蜂的全部劳动成果一样。因此，现在的聂赫留朵夫对她来说已不是她一度以纯洁的爱情爱过的人，而只是一个阔老爷。她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她和他只能维持她和一切男人那样的关系。
“嗯，我没有能把主要的话说出来，”聂赫留朵夫跟人群一起往出口处走去时想。“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同她结婚。尽管没有说，但我会这样做的。”
门口的两个看守又用手逐个拍着探监的人，点着数，免得多放一个人出去，或者把一个人留在牢里。这一次他们拍聂赫留朵夫的背，聂赫留朵夫不仅没有生气，而且简直没有注意到。
45 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在律师家里。为玛丝洛娃案提出上诉。律师的妻子
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退掉这座大住宅，解散佣人，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是阿格拉芬娜竭力劝说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冬季以前改变生活方式，因为夏季谁也不要租大住宅，再说自己也总得有个地方居住和存放家具杂物。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过学生般简朴生活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家里不仅一切如旧，而且又紧张地忙起家务事来：把全部毛料和皮子衣服拿出来晾一晾，挂开来吹吹风，掸去灰尘。扫院子人、他的下手、厨娘和柯尔尼都一齐忙碌着。他们先把军服、制服和从来没有人穿过的古怪皮货晾在绳子上，然后把地毯和家具也都搬出去。扫院子人和他的下手卷起袖子，露出肌肉发达的胳膊，很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些东西。个个房间都弥漫着樟脑味儿。聂赫留朵夫从院子里走过，后来从窗子里望出去，看见那么多东西，而且都是毫无用处的，不禁感到惊讶。“保存这些东西的唯一用处，”聂赫留朵夫想，“就在于让阿格拉芬娜、柯尔尼、扫院子人、他的下手和厨娘有个机会活动活动筋骨。”
“玛丝洛娃的事还没有解决，暂时用不着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再说改变生活方式也实在困难。等她得到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着她去，到那时生活方式也就自然改变了。”在同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坐上马车去看他。律师的私人住宅富丽堂皇，摆满高大的盆花，窗子上挂着精美的窗帘。总之，排场十分阔气，表明主人发了横财，因为这样的排场只有暴发户才会有。聂赫留朵夫走进这座房子，在接待室里看见许多来访的人，好象医生的候诊室那样，大家没精打采地坐在几张桌子旁，翻阅供他们消遣的画报，等待着接见。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儿一张很高的斜面办公桌旁。他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走过来同他寒暄，并且说马上去报告律师。但不等律师助手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就开了，传出来响亮而热烈的谈话声。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脸色红润，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穿一身崭新的服装，正在同法纳林谈话。两人脸上的神色表明，他们刚办完一件有利可图而不太正当的事。
“是您自己作的孽呀，老兄，”法纳林笑嘻嘻地说。
“天堂想进，可就是罪孽深重，上天无门哪。”
“行了，行了，这我们知道。”
两人都不自然地笑起来。
“啊，公爵，请进，”法纳林看见聂赫留朵夫，说道。他对出去的商人又点了一下头，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他那陈设庄重的办公室。“请抽烟，”律师说着在聂赫留朵夫对面坐下，竭力忍住因刚才那桩得意的买卖而浮起的笑容。
“谢谢，我是为玛丝洛娃的案子来的。”
“好，好，我们这就来研究。哼，那些财主都是骗子手！”他说。“您看到刚才那个家伙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家财。可他还说什么‘上天无门哪’。哼，只要能从您身上捞到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他就是用牙也要把它咬到手。”
“他说‘上天无门’，你就说‘二十五卢布钞票’，”聂赫留朵夫想，对这个肆无忌惮的人感到按捺不住的憎恶。律师说话的腔调想表示他同他聂赫留朵夫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那些委托他办案的和其他的人则属于另一个圈子，和他们截然不同。
“嘿，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这混蛋！我真想散散心哪，”律师说，仿佛在为他没有立刻谈正经事辩护。“好吧，现在来谈谈您的案子……我已经仔细查阅了案卷，可是就象屠格涅夫说的那样，‘它的内容我不赞成’①，那个该死的律师糟透了，没有给上诉留下任何余地。”
“那您决定怎么办？”
“等一下。告诉他，”律师转身对进来前助手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他认为行，很好；他认为不行，就拉倒。”
“可他不同意。”
“哼，那就拉倒，”律师说。他的脸色顿时由快乐和善变得阴郁愤怒了。
“有人说，律师都是白拿人家的钱的，”他恢复原来的快乐神色，说，“前不久有个破产的债务人遭到诬告，我救了他。如今大家都纷纷找上门来。但每办一个案子我都得费不少心血。有位作家说，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留在墨水缸里②，这话对我们也适用。好吧，现在来谈谈您的案子，或者说，您感兴趣的那个案子吧，”他继续说，“情况很糟，没有充足的上诉理由，但试一试还是可以的。您看，我写了这样一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