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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隐秘原因，并且乐意将这些原因归结为他的利己主义理论。不过这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所有人的共同习惯，我的亚历山大也喜欢用这个理论来分析自己。如果您能听到他是怎样来解释他这三年来对我和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该多么好！照他的话说，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于利己的考虑，为了自身的快乐。我也早已养成这个习惯。不过我和亚历山大对这个理论的兴趣不如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那么大，我们跟他的兴趣虽然完全一致，但是他更为热衷于这个理论。如果有人听到我们谈话，他会觉得我们三人都是世上从未有过的大利己主义者。也许这是事实吧？也许早先不曾有过这样的利已主义者吧？大概是不曾有过的。
可是除了我们三人这个共同特点以外，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话里还有一个属于他自身地位的特点：他进行那番说明的用意显然是要安慰我。并不是他的话不够诚恳——不，他说的话从来都是由衷之言——只是他太强调事实中能够安慰我的那一面了。我的朋友，我为此十分感激他，不过我也是个利己主义者呀对象的关系；语用学，研究指号对解释者的关系。把实用主，我要说，虽然他一心只顾来安慰我，可这全是白费心思。我们进行自我辩护，远比别人为我们辩护便当得多。说实在话，我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我还要进一步说：我甚至不认为自己就该感激他。我看重他那高尚的品格，我是何等看重它啊！但我知道他高尚不是为我，而是为他自己。我也同样，如果说我没有欺骗他的话，那么，我也不是为的他，而是为我自己，不是因为欺骗他对他不公正，而是因为我自己厌恶欺骗的做法。
我说过我不责备自己，正如他一样。可是我也像他一样，有一种自我辩护的冲动。借用他那句很正确的话来说，这表明我预感到别人无法像我自己这样轻易地原谅我，不来指摘我的行为中的某些方面。我根本不愿意去辩护他为自身辩护的那部分。相反地，我只愿意为他辩护那无需辩护的部分。谁也不会说我在做梦以前有什么过错，这，我知道。但是后来使事情带上传奇剧的色彩，造成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原因不就是由我引起的吗？当我的梦最初向我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展示了我俩的处境时，变化已经无法避免了，我那时不是就应该把我跟他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看得简单些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自杀的第二天晚上，我跟严峻无比的、实际上是非常和气善良的拉赫梅托夫长谈过一次。他告诉了我有关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许多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用一种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友好的语气来代替拉赫梅托夫那生硬的、似乎含有敌意的语气，把这些事情重复讲一遍，这些事情或许就显得合情合理了。我猜测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一定十分清楚拉赫梅托夫会对我说些什么，那是与他的想法一致的。的确，当时我需要来听听这些，听了以后我果然平静多了。无论是谁安排了这次谈话，我都是很感激您的，我的朋友。可是连严峻无比的拉赫梅托夫也不得不承认，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对于事情的后半段处理得非常好。拉赫梅托夫要责备他的只是他想为自己辩护的前半段。我要进行辩护的是后半段，尽管谁也没有指摘我在后半段有过错。然而我们——我说的是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整个圈子，当中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比拉赫梅托夫更严格的批评者，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理智。
是的，我的朋友，我知道，如果我把事情看得简单些，不赋予过多的悲剧色彩的话，大家都会轻松得多。照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看法，还应该进一步推论出：如果那样，他就根本无需安排那种具有轰动效应的、叫他非常痛苦的结局了，他落到这般地步，完全是因为我过于惊慌紧张的缘故。我知道他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的，虽然他并没有托您转告我。正因为他对我的好感没有因为这种看法而减弱，我才珍惜这份好感。可是请听我说吧，我的朋友，这看法不完全公正，甚至完全不公正：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所以不得不饱尝那他称之为万分痛苦的一切，并非由于我的过错，并非由于我的过度惊慌。固然，如果我不把我们关系的变化看得过分严重，他就可以避免梁赞之行了。但是他说这次出走在他并不痛苦，因此并非我那过激的看法酿成的大祸。对于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来说最痛苦的只是他不得不自杀。他用两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非做出这个决定不可：我苦于对他一直怀着无限的谢忱，我苦于无法对亚历山大确立起社会所要求的那种关系。在他去世以前，我还不能十分平静，我为自己的处境而苦恼，不过他没有猜中真正的原因。他以为他的出现会叫我难过，因为我对他的谢忱对于我是一个过重的思想负担。其实不完全如此，人总喜欢寻找一些理由以减轻自己的思想负担。当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认为有必要自杀时，这个理由早已不存在了：我对他的谢忱早就慢慢减弱，并且变成了一种愉快的感情了。可是这个理由还跟我原先对事情的过激看法有点儿关联。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列举的第二个理由是，希望能使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被社会承认。这个理由却跟我对事情的看法毫无关系，而是社会观念的产物，面对这个理由我束手无策。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根据这个理由而推测他的出现会使我痛苦；这推测完全错了。不，即使他不死，我也很容易推翻这个理由，假如有必要的话，假如我认为这样也未尝不可的话，是容易取得社会的承认的。只要丈夫和妻子住在一起，就足以防止社会对妻子风言风语，无论她是否跟别人有染。这就该说是功德无量了。我们看见过许多例子，靠了做丈夫的高尚品格，问题便如此这般地解决了。只要遇到此种情况，社会从不干涉妻子，任其自由。现在我认为，这是解决我们这类问题时对大家来说最为省力的、最佳办法。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从前向我提过这个办法，我那时思想过激，拒绝了他。我不知道如果我那时候接受了会怎么样。如果社会不来干预我，不对我风言风语，不过问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而我也就会感到满意了。那么，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向我提出的办法当然对我已经尽够了，他也无需决定去自杀。那么，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希望正式确定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了。但是我觉得，这样来处理类似于我们的这种情况，对大多数人来说，会是很圆满的；而对我们来说，却未必适宜，因为我们的情况具有一种罕见的偶然性，就是三个人正好势均力敌。如果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感到亚历山大比起他来具有着才智、修养或者性格方面的优势，如果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亚历山大就等于对一种精神力量的优势甘拜下风，如果他放弃位置并非出于自愿，而仅仅是弱者在强者面前的退缩，啊，那我当然就没有什么可难过的了。同样，如果我在才智或者性格方面比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强得多，如果他在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发展之前是笑话中惟妙惟肖讲述过的那种人物——你①记得吗，我的朋友，那个笑话引得我们大笑不止：它说的是有两位先生在歌剧院休息室相遇，闲谈了一阵，彼此谈得很投机，都愿结交结交，“我是某某中尉，”一位自我介绍道。另一位却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泰德斯科夫人的丈夫。”如果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是“泰德斯科夫人②的丈夫”啊，那么他当然根本用不着自杀，他会对我顶礼膜拜，百依百顺，如果他又是个规矩人，他更不会认为他的顺从会有丝毫使自己受屈辱的，于是万事如意。他对我以及对亚历山大的关系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丝毫不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弱或者差，这，我们知道，他也知道。他的让步不是由于软弱无能，啊，完全不是！那纯粹是由他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对吗，我的朋友？您无法否认这点。那么我才看清了我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呢？问题的实质都在这儿，我的朋友。我看到自己处在依从于他的意志的境地，因此我觉得我的处境挺难堪，这样他才认为必须做出那个高尚的决定——自杀。不错，我的朋友，迫使他走到这一步的固然是我的感情，这感情的原因却隐藏得比他在您来信中所解释的深得多。我对他的谢忱已达不到成为思想负担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