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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也没有机械地把性格本身完全归结于人物所生长的环境。这明显地反映在对拉赫梅托夫这个形象的描写上。事实上，拉赫梅托夫的性格不仅与其社会出身、生活环境完全相悖，而且导致了他与自已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生活传统、精神传统的彻底决裂。作者科学地解释了拉赫梅托夫性格形成的原因。他强调除掌握革命理论外，还需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在群众中自觉地进行改造和锻炼。因此，他把“平常的正派人”仅只放在自已人的环境中，即平民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来描写，而却把“特别的人”放在更广阔的人民的生活的背景上来表现。
虽然作为一个具有启蒙主义观点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拉赫梅托夫所以变成“特别的人”“主要的当然还是天性”。他却并没有用纯启蒙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的天性问题。他认为，虽然“根据天性来说，人总是倾向于真、善的”，但如果社会制度不合理，人性善的倾向在现实中也仍然不能在一切人的身上表现出来；而人的天性中的优点要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也有赖于社会历史条件。具体说，若不是五十年代中期形成的俄国历史条件，“新人”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塑造“新人”典型时，总是十分注意“新人”典型的个性化描写。“新人”的共性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并不是从一个模式中刻制出来的。例如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这两个曾长期共同生活的挚友，都属于当时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基尔萨诺夫崇尚科学活动，属于学者型。当时俄国出现了一批进步的唯物主义学者，例如生物学家皮罗果夫、谢切诺夫和化学家门德烈耶夫。而洛普霍夫则倾向于社会教育和政治活动，属于那种直接参加解放斗争的革命的启蒙主义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等人的行列。作者还通过多方面的描写来表现其迥异的性格。比如在表达爱情的方式上，基尔萨诺夫是缠绵细致，洛普霍夫却更富有理性。总起来说，洛普霍夫性情平和、内向，喜欢离群索居，严肃有余，而基尔萨诺夫的气质却热情奔放，喜好社交活动，更为开朗，富有生活情趣。
车尔尼雪夫斯基细腻的心理分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是“新人”形象真实感人的重要原因。他运用了“心灵辩证法”描写出了人物“怎样从一些思想、感情中引申出另一些思想感情来”，甚至连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也没有遗漏。例如在韦拉身上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感情上的转移，但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她只想到：“我又得整晚整晚地独坐家中了。可是这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随后她又问自己：“为什么我丈夫不常常陪我去玩呢？”这表明，她的潜意识中已经产生了对他的不满，但她马上又为他解释：“我的亲爱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我的亲爱的是在为我工作啊。”
作者不仅注意表现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他尤其注意抓住现代人心理思维的特点，强调了在心理活动中思想作用的提高。他特别重视思想的力量，在他的“心灵辩证法”中总是强调理智是不可战胜的。在韦拉的第三个梦中就可以看到他对韦拉感情变化所作的严密的逻辑推理。
她在日记上写着：“我多么爱他（指洛普霍夫），他把我从地下室救出来了。”“我爱他难道就为的是他把我救出地下室吗？”然后她又想否定自己的怀疑：“每个妇女都会爱上他这样的人。他多聪明，多高贵，多善良！”但她还是不能否定这种怀疑：“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是我的救星。但高尚只能使人产生敬重、信赖、友情、合作的心愿，对于救星只能回报以感激和忠诚。……我需要恬静缠绵的爱情，需要在温柔的感情中甜甜地入梦乡。”接着她的疑问以更明确的形式被提出来了。“他知道我的需要吗？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需要都一致吗？”“他是不是心里总想着我？我是不是一心挂念着他？”最后她终于得出了结论：“不，我对他的感情不……”在这里，作者不是在自发的辩证发展中来展现人的心理活动，而是在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理性分析的过程中展现人物的这种心理活动的本质的。
除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丰富性和生动性之外，政论性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主要艺术特点。小说的结构安排得非常巧妙。在故事情节之外，作者的插叙占了大量的篇幅。作者通过这些插叙对所描写的生活进行了理论性的概括。如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赞》一书中作者着重阐述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品质和性格起决定性影响的规律。又如在“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波洛佐娃的信”一节中，作者用数字和统计材料来总结缝纫工场的发展情况，论证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劳动的优越性。她写道：“你知道她们为什么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她们干活靠的是自己出的本钱，她们自身就是老板，她们得到了本来该留给老板的那份利润。可是还不止于此，她们用自己的本钱为自己的利益干活时，原料和时间都节省得多：干得更快，花得却更少。”在小说中作者还采取了和主人公，广大读者谈话的形式，讲述了许多深刻的哲理。在这种谈话中，既有庄严的号召，又有亲切的教诲；既有尖锐的批评，又有诚恳的交心。话题广泛多样：有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作者鼓励广大的读者：“你们完全能够跟我描写得极为充分的那三个人达到同样水平”），有对于真正的爱情的理解（他指出：“你必须拥有一颗纯洁的心和一个诚实的灵魂，具有人权的现代的观念，能够尊重那个与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有关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的看法等等；作者与“敏感的男读者”的对话，驳斥了贵族自由派的谬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这部作品是在囚禁中创作的，作者不能不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思想不为敌人所察觉，因此，小说运用了大量的暗示和比喻。例如作者通过女主人公韦拉的梦境宣传革命思想。第一个梦表现了韦拉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以及对个人解放与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和理解。第二个梦谴责了寄生阶级，揭示了他们腐朽堕落的原因，指出了改造社会的必要性以及通过劳动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去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第四个梦寓意很深，不仅展示了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地位，还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灿烂的远景，指明这才是人类的永恒的欢乐。作者热情的召唤人们：“那对于所有的人都永远是春天和夏天，永远欢乐无穷。”“未来是光明美好的。爱它吧，向着它奔去，为它工作，使它尽快到来，使未来成为现实吧！”
无疑地，《怎么办？》首先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可以用来充实读者的那些新思想”。但是，《怎么办？》本身的艺术性也是不容抹煞的。事情很明显，如果它只是革命思想的图解，而不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又怎么可能被千千万万的先进读者当作是“自己的福音书”，激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先进青年的心，推动他们思考，奋起，走上斗争的道路呢？
《怎么办？》的这一个译本，是根据苏联真理报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的版本以及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经过校勘考订后的新版本翻译的。
早在五十年代，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就曾阅读过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蒋路同志翻译的《怎么办？》，并由此激起了对研究本书的浓厚兴趣。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九四年，蒋路同志又先后出了《怎么办？》的两个新译本。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工作时，这两个译本我也都认真地阅读了。
蒋路同志是俄国文学翻译界的前辈。他对《怎么办？》有着深刻的理解，译笔准确、流畅。我在重译本书的过程中，曾经从蒋路同志的几个译本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蒋路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还要对译林出版社的负责同志章祖德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深切的谢意。
魏玲
一九九七年九月
第01节 一个傻瓜
在彼得堡，通往莫斯科的铁路的车站附近有几家大旅馆。一八五六年七月十一日早晨，其中一家旅馆的茶房们陷入了莫名的困惑之中甚至有几分惊恐不安。头天晚上八点多钟，有一位手提皮箱的先生来旅馆开了个房间，接着交出身份证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