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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又过了十来年，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当时开始用银币计算）。这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她习惯了外省生活，在世时一直不让他搬往彼得堡。现在他终于迁居彼得堡来了，他的事业也发展得更快，又经过了十来年，人家估计他拥有三四百万了。姑娘们和寡妇们，年轻的、年老的，纷纷向他献殷勤，他却无意续弦，部分的原因是他对亡妻矢志不渝的感情，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不愿给他的爱女卡佳找一个后母。
波洛佐夫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他肯干包税这一行，那他的家财早就不止三四百万，而是上千万了，可他厌恶这一行，认为只有一般货物的承包和供货才是正经业务。他的富豪朋友嘲笑他看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并没有说错。他虽然错了，还是一再重复自己的意见道：“我只做生意，决不愿靠掠夺发横财。”但是在他女儿跟韦拉·巴夫洛夫娜结识以前一年或一年半，却出现了一个极为明显的证据，证明他的商业跟包税很少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他自以为两者差别很大。他大批承包粗麻布或是粮食，或是制靴用的皮革——我不太清楚——可是由于他的岁数、一帆风顺的经历和日益增长的威望，他一年比一年更固执和傲慢，他跟一位要人吵翻了，他发火，骂人，结果很糟糕。过了一个星期，人家对他说：“你就服个软吧。”——“我不服。”——“那你会破产的。”——“破产就破产，我不愿服软。”过了一个月，他们还对他这么说，他的回答依然如故。他服软倒是没有服软，破产可真是破产了。他的货物被认为不合格，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过错或不良的企图被发现了，于是他那三四百万全部不翼而飞，波洛佐夫到六十岁时成了穷人。那是说，跟不久以前相比，他是一个穷人。假如就生活而言，不去跟以前做比较的话，他过得还是很不错的：他在一家硬脂工厂里留有股份，他并没气馁，做了这家工厂的厂长，得到了很优厚的薪俸。此外，由于某种运气，他还保全下好几万卢布。如果他能在十五年或者十年以前拥有这样一些余款，也就足够他重新振作，发展事业，再攀高峰了。可是波洛佐夫已年逾六十，攀登起来会有困难，他认为再做这方面的尝试为时已晚，力不从心。现在他只想赶快盘出工厂，因为工厂的股票几乎没有收益，信用和业务也难以改进。他的判断是明智的，他及时地向其他的大股东解释说，快快盘掉工厂，这是挽回在股票上损失的资金的唯一办法。他还想到了要安排女儿出嫁，但主要的是盘掉工厂，把全部的资金都兑换成当时最为流行的五厘息的证券，安度晚年，追忆昔日的辉煌，即使失掉了这昔日的辉煌，他也依然精神矍铄，乐观而坚强。
第02节
卡佳的父亲疼女儿，没把她交给贵族气派太重的家庭女教师，怕她们把姑娘管得太死，他反对束腰，反对矫正各种各样的姿势等等；卡佳十五岁时，他甚至同意可以不用英国女教师，法国女教师。这样卡佳就完全不受折腾了。她在家里有充分的自由，当时对她来说，所谓自由就是没有人妨碍她读书和幻想。她的女友不多，只有两三个最知心的，求婚者却不计其数，因为她是波洛佐夫的独生女啊，说来都吓人，她拥有四百万家产！
但是卡佳只是读书幻想，叫求婚者失望不已。卡佳已经十七岁，她还是读书啊，幻想啊，也没恋爱，可是她突然地开始瘦下去，脸色苍白，终于病倒了。
第03节
基尔萨诺夫虽然没有开业行医，可是他认为自己不该拒绝参加会诊。而这个时期，也就是他当了教授一年以后，同韦拉·巴夫洛夫娜结婚之前一年，彼得堡的那些开业名医就开始多次邀请他去参加会诊。原因有两个。第一，在世上确有个克劳德·贝尔纳，住在巴黎。有一位名医不知何故竟怀着研究学问的目的到了巴黎，亲眼见到了克劳德·贝尔纳——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克劳德·贝尔纳。他向这个克劳德·贝尔纳做了自我介绍，从官衔、职称、得过的勋章和他给医过病的知名人士都一一谈到。克劳德·贝尔纳听他介绍了不到半小时，就说道：“您到巴黎来研究医学真是白费工夫，您完全没有必要从彼得堡来这里。”那位名医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工作的鉴定书，回彼得堡后经常提到克劳德·贝尔纳的名字，一昼夜不下十次之多，并且至少有五次要在名字前面加上“我那位博学的朋友”或者“我那位有名望的科学同行”。从此以后，人们怎能不邀请基尔萨诺夫参加会诊呢？不能不请。第二个原因就更为重要了：所有的医学名人都看到基尔萨诺夫不会去抢他们出诊的机会，不仅不会，即使强求他，他也不接受。谁都知道，在开业名医中有这样一种风习：假如一位名医诊断出某个病人由于命运的恶意拨弄，患了不治之症，无论是矿泉水还是外国的疗养地都无济于事，他已在劫难逃，那么就该把这病人推给别的医生，只要你接受，那名医说不定情愿自己给病人来出钱呢。那些想推出病人的名医找到基尔萨诺夫的头上，他也很少接受，经常总是介绍给自己开业的朋友，而他自己只看一些从医学方面来说最有趣的病例。怎么能不邀请这样一位同行来会诊呢？连克劳德·贝尔纳都知道他，而他又不会抢别人的机会。
百万富翁波洛佐夫请的就是医界泰斗之一，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病危时，会诊一直都是请名医参加。最后，病情恶化，名医们只好下决心邀请基尔萨诺夫。在名医们看来，这确实是个难题：病人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体力却日渐衰竭。必须找出病来。主治医师想出了一个“atrophianervorum”——“神经营养中断症”。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这样的病症，如果真有，那么就是我也能明白它必定是不治之症。如果明知无法治却偏得治，那就让基尔萨诺夫或者他的朋友中那些不管不顾的毛头小伙子去治吧。
于是又举行了一次有基尔萨诺夫参加的会诊。他们检查病人，还进行盘问。病人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回答。可是基尔萨诺夫刚听了几句便停了下来，只是在一旁观看名医们对她的检查和盘问。当他们完成了此种场合的礼仪要求后，自己已累得筋疲力尽，病人也被折磨得苦不堪言，这才问基尔萨诺夫：“您认为怎样，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他答道：“我还没有好好地检查过病人。我要留下来，这个病例很有意思。如果还需要再进行一次会诊，我会告诉卡尔·费多雷奇的。”卡尔·费多雷奇就是那位主治医生，他为可以从这个“atrophianervorum”中脱身，而喜形于色了。
大家都走了，基尔萨诺夫坐到了病人的床边。病人略含讥讽地微微一笑。
“可惜我跟您不熟，”他开始说，“一个医生需要信任，我也许能够得到您的信任。他们都不了解您的病，治您的病需要一点灵气。听听您的胸部，给您些药水，都没有用处。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弄清您的情况。跟您一起考虑出个什么办法来。您可以在这方面帮帮我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愿跟我谈话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大概是想叫我走开吧。我只求您让我待十分钟。要是过十分钟后您还像现在一样，认为我待在这儿也无济于事，那我就走开。您知道吗？您只是忧愁，没有什么大毛病。您知道吗？如果您这种精神状态持续下去的话，再过两三个星期，也许不用两三个星期，您就没救了。也许连两个星期您也活不到了。现在您还没有肺病，可是肺病眼看不远了，您年轻轻的，又是处在这种条件下，肺病发展得会非常之快，只要几天就能丧命。”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回答，您依然无动于衷，可见我的话对您并不新鲜。您不回答就等于默认。您知道，任何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他会跟您父亲去说。要是我跟您父亲谈谈倒有可能挽救您，不过如果您认为不妥，我就不这样做。为什么？我遵循的原则是：决不违反一个人的意愿去为他做任何事。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要是您不愿意我去了解使您陷人这种险境的原因，我就不去了解。即便您说您想死，我也只是请求您给我解释一下，您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即使我觉得您的原因不能成立，我也还是没有权利来干涉您。如果我觉得您的原因能够成立，我就应该而且准备帮助您。我准备给您毒药。我担保了这些条件，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