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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老奶奶，您的日语记得真清楚啊！老奶奶，您还干过什么活儿？到马来人那里当佣人以外，还……
川本：告诉你吧，我一直给人家当佣人，攒了些钱，用那钱盖了房。
山崎：您一个人过活罗？
川本：我住上面一层的那间屋，楼下出租，一个月十元。
山崎：您就靠十元钱过活吗？
川本：我去旅馆，管吃，还给十元工资。
山崎：啊，出租房屋挣十元，然后您到旅馆干活儿，得十元薪金，您一个月二十元收入罗！
川本：我盖的房子尽叫我操心，雨水多一点儿泥水就上来了，去厕所也担心，冲凉也担心。在家呆不了。我年龄大了嘛！一下雨我就担心。——于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去养老院就好了，养老院只有华侨和印度人去，马来人是不去的。可我在家呆着总担心，所以我就到这养老院来了。
山崎：到这儿几年了？
川本：告诉你，六年了！
山崎：这儿挺好的。
川本：那倒是真的，这里比家里比哪儿都好！
山崎：真不错，还有医生呢！
川本：有医生。
山崎：在哪儿吃饭呀？
川本：人家给端来吃。
山崎：人家不要你钱吗？你一分钱不出？
川布：不要钱。
山崎：总也得有个零花钱吧？
川本：哎……
山崎：零花钱怎么办？
川本：没有零花钱。
山崎：麦德也不在了。
川本：可我的邻居倒常常来看我，给我带些水果。
山崎：啊，他们真不错呀，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川本：哎，哎，马来人。
山崎：您的房子盖在哪儿啦，是吉隆坡，还是别处？
川本：吉隆坡。
山崎：常来看您的马来人是干什么的？
川本：是当库库达马的，他老婆也工作。
山崎：库库达马？
川本：我脑子不好使，日语怎么说来着，忘了。
山崎：老奶奶，给您零用钱。
川本：什么？
山崎：零用钱。
川本：什么呀！
山崎：这是一些钱，很少，当零花钱用吧！
川本：哎哟，太太您干什么给我这个，对不起那我少拿一点儿吧！谢谢您……
山崎：还有，老奶奶，您知道天草岛有个军浦吗？就在那崎津到大江的路上，那里有个大法师——
川本：过去可能知道，现在已经忘了。几十年前的事儿啦……
山崎：这就是大法师的米，也就是天草岛收获的米！
川本：是天草的呀！
山崎：我的干妈也是被骗到马来的人，现在已经回到日本了，她信仰军浦大法师，给了我这米，说是天草大法师的米，吃了它不会生病。
川本：谢谢啦！
山崎：对不起，从刚才起，外边的汽车就鸣笛催我走了！我下午要去雅加达，时间不够了，汽车催我呢！
川本：是吗？
山崎：只想问您一句话，老奶奶，您想回日本吗？
川本：嘿……
山崎：您不想回日本吗？
川本：……
由于大门外出租车司机频频鸣笛，虽然十分遗憾也不得不跟她告别了。我把十元马来西亚纸币用纸包了送给她当零用钱，还把阿崎婆信仰的军浦大法师的米也送给了她。这些在录音中已有记录了。当我把录音键关了以后，她频频地向我道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跟你要太不礼貌了，你如果有日本钱的话，给我二、三元作为纪念。”放马来西亚钱的钱包在我身上，日本的钱当地用不上，都放在出租车的包里了，我又顺着长长的走廊到出租车里取来，放在春的满是皱纹的掌心里——几枚一元硬币，一枚五元硬币，数枚十元硬币、一枚五十元硬币和几枚一百元硬币。
春在我放一元硬币时仔细地注视着，像是说：“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元钱呀。”当硬币的枚数增加时，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说：“这么多钱，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说：“那么，我拿马来钱换给你。”从她枕着的旧皮箱里拿出一个空罐，又从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齐齐折叠的马来西亚纸币，这可能是说没有零花钱的春的最后的一点钱了。
我拼命地解释说：“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这点钱绝不是大数目，别担心，拿着吧！”春反复说：“不会，没那事儿。”这样成了僵局。春离开日本的时候才二十岁，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纪年为明治四十年，她对十元、一百元硬币表示惊愕，恐怕是因她的思想深处还残留当时货币价值的认识。
出租车司机的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心急如焚，担心赶不上飞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来送饭的中年马来西亚女职员看到这情景，发觉我的窘境，忙用马来语对春说：“按这个太太所说的去做吧！”又对我使了眼色叫我快走。我说了祝您健康长寿作为短短的告别之辞，慌忙离开了她的屋子跑向大门。
春与经济条件好、虽无血缘关系但和家人一起和睦过日子的“南洋姐”们相比，是老残而孤独的。我不由得悄悄同情起她来。对人来说最终能支持她生命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财富，而是自己生命的继续——子孙的繁荣。自己的后代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孤寂地结束自己一生的她无缘得到这种确信。尚处壮年、既有丈夫也有一个孩子的我是很难想象出她的孤独心境的，它是否像无边无际的虚空里飘落的一枚树叶呢，还是像咀嚼沙子一样的滋味呢？
对被浸透骨髓的孤独折磨的老人，我问过她是否想回日本。她不置可否，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首诗写道：“像受伤的山中野兽恋水来到泉边一样，对人来说故乡是医治他受伤的心灵的唯一去处。”终老在异乡、孤独至极的她为什么不说想回到故乡去呢？
柳田国男的自传《故乡七十年》的卷首写道，故乡是五十年内可称故乡的。春二十岁离开了家，现已八十六岁了，回到老家也没有熟人了吧！与其做一个浦岛太郎似的人物去备尝辛酸，不如在马来西亚小镇上的养老院更安心。她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她拒绝回答我提出的是否想回日本的问题，恐怕我只能认为是她对祖国日本的不信任。这种类似焦躁感的对日本的感情一定沉积在她的心底吧！我脑海里浮现了山打根南洋姐的背朝日本的墓。我终于明白了出于无奈在异国度过残生的原“南洋姐”的内心想法。
棉兰荒凉的墓地
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后，我跟前来迎接的安田明夫与四口茂先生说：“风闻最近雅加达把南洋姐的墓地拆除，我想在拆除前看一看，能带我去吗？”在吉隆坡我好不容易赶上飞机，到雅加达与其说是傍晚不如说是入夜了，我是在距机场不远的饭店的咖啡厅里对他们提出要求的。
安田给人的感觉很温厚，是搞日用杂货贸易的，三十五岁左右。介绍人说过他父亲大半辈子都在爪哇岛生活，致力于印尼与日本的友好，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日本的民间领事。田口先生今年六十五岁全增嘏（1903—1984）哲学家。浙江绍兴人。早年毕业，二战之前就在雅加达经营杂货铺，对此地日本人状况了解得很清楚，
对我的要求，他们回答说：“不知您听谁说的，单说南洋姐的墓妨碍市政要拆除，那就太言过其实了。雅加达共有几处墓地，但没有日本人专用的墓地。各国的人可以利用公共墓地。其中有一部分日本人的墓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不尽意”的说法。荀粲进一步加以发挥：“理之微者，非物象，正在建骨灰堂收纳骨灰，明早我们尽快带你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俩到旅馆大厅来接我，我穿上适合去墓地的衣服下了楼。田口先生见了我的打扮对我说：“山崎女士，对不起，你把表摘下来，把胸花也摘掉吧！”我显得十分惊讶实现“普遍的爱”和“美好的生活”。认为一切宗教都是真的，安田说：“前些日子找朋友的妻子去旅行时叫人把项链揪断了，日本来的商社职员眼镜也叫人抢走了——总之雅加达的贫民是很多的。”
听了安田的说明，我感到从昨天下飞机起的一种不安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次旅行我打算访问三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这回来到最后一站，感到形势很严峻。机场的海关对旅客的物品检查得比任何地方都严格。一出机场就见到失业的青年和壮年无所事事地聚集在一起。饭馆或市场的厕所里一定有两、三名男孩或女孩蹲在那里，客人一进去就伸手要钱。按这种印象推测，只要人们一看见不熟悉印尼社会的外国人，就会抢他东西去卖高价，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除了炮火刚刚熄灭的印支半岛之外，东南亚其它国家的生活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