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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打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迪克森，后来又去了几个城镇，我深深地感到东南亚各国人民豪爽的性格。比如一次我在他乡遇到本国人时的遭遇便可说明问题。我由于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郁闷久了，归国时向在机场遇到的十位日本女性打了招呼，然而她们的表情僵硬，板着面孔，拒人千里之外。而东南亚的人不论是华侨还是马来人对我这个异乡人总是投来微笑，虽语言不通但能通过手势和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十分自由豁达。
我认为东南亚的居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十分健康的，对本国的人不特别照顾，对其他国家的人也不歧视。他们生活态度豁达，对家族之外的人很能包容、宽大。在尊重他人自由方面也很注意。在西欧殖民主义者人便之后，白人、黑人各色人种都在这里融合，也许使这里的人养成了自由豁达的民族感觉和生活感情也未可知。
鹤子的后半生过得如此幸福与塔来达一族人具有东南亚人共同的民族感情有关。阿卜杜勒·塔来达没有任何偏见，把日本人的鹤子当作自己的爱妻，其外甥、侄女从小把她当作自己的亲母，等他们长大之后结婚生子，又让自己的孩子把她当作祖母对待。这种家庭亲情使鹤子的后半生充满幸福。鹤子之外的三个人种老太、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与她大同小异，生活得也都不错，究其原因也是一样的。
绢子婶和我在鹤子家呆了很久，直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进来，我们的话才告了一个段落。这个女孩像是最小的孙女，她怕累着奶奶才进来的。于是鹤子纤细的身体踉跄地站起来，无言地向我伸出了右手。
我无言地伸出手去，微笑着握了她的手，这样，鹤子用日语慢慢地说：“与你谈话我也感到像是回到日本似的，谢谢你，我活不长了，可是日本的山崎女士，你再来这个城市的话，要把我的亲人当成我一样，一定到我家来玩！”
鹤子的母语已几乎变成马来语了，这几句日语是她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恐怕在这之前她已想了好久才想起来这几句话吧！我十分吃惊，也很感激。我回答说：“我才真要谢谢您呢！以后我还会来的，请您多保重吧！”又对旁边的她的小孙女说：“要好好对待你奶奶。”虽然我知道她不懂日语，还是忍不住说了这句话。
鹤子笑嘻嘻地指着我手里拿的茶色的本子和铅笔小声地说想写几个字。我这才明白她想写个字留作纪念，于是把本子和铅笔递过去。她又坐回沙发上去了，想了一会儿，用左手护着拿起笔发颤的右手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我远远窥视了一下，那四个字是野中鹤子。
我点了点头，称赞她记得真清楚，鹤子仿佛想写下自己的马来名字，她用片假名写了两个字便停住了，孙女见状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便从鹤子手中拿下铅笔，流利地写下了横向书写的马来文字。绢子婶看了看，告诉我说她写下的马来名字是艾丽莎·帕蒂·阿卜杜勒。
虽然遗憾，但我们不得不告辞了，鹤子被两名女仆搀扶着站在门前的白色石阶上一直在送我们。当我们穿过院子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上林荫路回头望鹤子的白发还在我们的眼帘之中。
对我这样一个没有预先通知的闯入者她是这么欢迎，按常识讲不该问的隐私我也对她加以追问了，然而鹤子对我竟如此依依不舍。绢子婶每年来看她一次，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鹤子一直生活在马来人当中，我是去拜访她的唯一的日本人，所以尽管我的礼数不周到，她也因我是日本人对我十分怀恋。
走进停车场再次回头看，在树荫中只能见到鹤子家的屋顶和板壁了。这时，绢子婶自言自语地说：“啊，心里真难受啊！”这句话充满了不可想象的哀愁，真不像豪放快活的绢子口中说出来的。虽然别人介绍说，她是九州人，姑娘时代来到东南亚，她与英国人结过婚后来成了寡妇，实际上，她的生活经历大概与鹤子相同吧！她，只有她才能充分理解鹤子的无法排遣的乡愁。
在加影的养老院
在访问了至今还住在吉隆坡和周边的“南洋姐”之后的那个夜晚，我请绢子婶在街上的饭馆吃了饭，一来是表达我对她引见那些人的谢意，二来是与她惜别。这饭店是华侨经营的，所以店堂陈设与装饰全是中国风格的，饭店前边的绿地很大，上边栽满各种植物。与白天的酷暑截然不同，店头凉风徐徐吹来。
我好久不曾这样安心地吃一顿饭了。我接受太田与绢子婶的劝告，旅行的下一站将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棉兰。第二天下午的飞机票业已预定好了，这天晚上只是好好休息就是了，所以才有了舒畅的感觉。在绢子婶那一方，在附近的斯莲巴住着她女儿间。汉文帝时，曾派晁错问学于伏。西汉的《尚书》学者多，吃完晚饭她便要去女儿家，看上去她也很高兴。
我和绢子婶面对面边吃边谈，心中浮现出一种想法，我由于有绢子婶这样一个好向导，所以才见到了四名过去的“南洋姐”，但是这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南洋姐”的实际情况呢？
正如上一章仔细描写的野中鹤子的例子中反映出来的，我见到的四名过去的“南洋姐”虽身在异国思故乡之外，经济上还都有一定保障，她们的生活有开朗热情的东南亚人的照顾，生活得还不错。可是能不能代表在当地老去的所有“南洋姐”的生活呢？迄今为止我庆幸在吉隆坡遇上了我应该找的人，所以十分安心。但我又确信还有不幸的“南洋姐”存在，她们的境遇与那四个人完全不同，她们不知生活在哪个角落，这种想法势必引起我的不安。
上餐后甜食时，我把这个想法与绢子婶说了，绢子婶的表情似乎在说“那是当然的”。她说：“我认识的只有这四个人，你都见过了。至于贫穷的过苦日子的老太太过去也是有的，都死光了。”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人了。
于是我说出已经快淡忘的一件事以使她参考，那是从前听爪哇岛归来的某人谈起的一位老“南洋姐”的故事——那位老“南洋姐”的姓名是山屋竹，十四岁的时候由于轻信别人说给人看孩子会有很高的月工资被卖到新加坡来，其后从马来半岛辗转到苏门答腊。二次大战后她已老了，在苏门答腊岛的最北端沙磺成为马来人的一员苟且偷生着。但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失调，眼睛就此瞎掉了，找着一点儿关系到了棉兰，好不容易进了养老院，这样才放下心来不用愁衣食了，不久也就故去了。
于是绢子婶说出来：“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不知谁对我说的，加影的养老院里有一个日本老太太呢。”我欠身过去想再详细打听一下，谁知她所了解的信息仅此而已，再没有更可靠的线索了。
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在瘴疡之气蔓延的南国孤独地度过老年的日本人，在马来西亚的养老院度过余生的老女人——她不是“南洋姐”会是什么呢？如果绢子婶的记忆力不好，此事是她刚听说的话，那么不知姓名的老妪是否健在令人担心。而绢子婶讲明因为与女儿有约在先，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陪我前往了，我明天下午又要去印尼，无论怎么看条件都不具备，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养老院访问。
那天晚上我住进旅馆，第二天早晨准备了小小的礼品，叫了辆出租车奔向吉隆坡与迪克森港中间的加影。离开吉隆坡市区，汽车飞驶在白色的道路上，两边是椰子树和橡胶树，风景单调但说它大方也很大方。时时出现叫作“干蓬”的小村落，村头有几家商店，加影是不是这种小村落呢？连出租汽车司机也不知道。
于是我每逢见到小村落出现便到处找有没有在村头写着加影的字样，但这种努力也是枉然，车还是开过了加影，幸亏有辆车的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终于回头找到了加影，但还是不知道养老院的所在。
司机在一排房屋前停了车，这里有几家商店，最顶头的是加油站，管理人像是华侨，他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懂，我不得已拿出笔记本写了“养老院”三个汉字，他立即懂了好像是在说我给你们带路吧，与司机打了声招呼坐进了出租车，但他的话我依然不懂，正在这时，邻家的美容院前站立着的、刚才一直在看我们的一位女子突然对我说起英语来——
那女子问我说：“你是日本人吗？”她穿着深绿色的裙子，橙色无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