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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改变那个自私的决定。小山的这种态度固然是十分丑恶的，但这种丑恶仅仅是小山一个人的丑恶，还是像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所说的那样，具有人经济上富裕之后凡事都只能从那个角度考虑之性质的问题，即人身上固有的丑恶呢？而且，在小山通过古田向雪女摊牌时，他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事宜，另一位女性已在南下的船上颠簸着，几天之后她就出现在新加坡了。
遇到这种局面，普通的女性恐怕会被嫉妒心驱使着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来，但雪女不是这样。当她看到无论怎么说小山也不会回心转意后，她独自喝了一整夜的酒，天亮后就再也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说一句怨恨的话。然后，她让佣人到杂货店买来布，急忙赶缝了新被以及男人的内衣等，差人给小山那边送去了。她虽然没有出席小山和从日本来的那位女子的婚礼，但却在前一天晚上，在平田医院这边备了酒席，跟小山喝了分手酒。几天后，她站在岸边静静地目送着两人乘坐的开往印度的轮船驶离新加坡港。
对于小山与东京来的女子结婚，雪女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没有反对到底呢？这已无从得知了。不过，我想最大的原因恐怕在于小山的那一位是专门学校毕业的女子这一点上吧。
当时雪女虽然作为牙医也得到了承认，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既没学问也没知识，而且对于自己喝过花街的水的经历始终怀有很深的自卑心理。这时在她面前出现的女子牙科医专毕业的年轻姑娘的存在，以及对小山移情后的绝望使得她更无法从自卑心理中摆脱出来。这使她心里产生了自己怎么能同学校毕业的女医生相比的可怕的绝望，这种绝望在她听说那位女子已到达新加坡时达到顶点，并使她不仅没有变成嫉妒的魔鬼，反而采取了如同姐姐为弟弟操办婚事的态度。更进一步地说，对小山抛弃自己跟有学历有正当职业的年轻姑娘结婚的无情采取容忍的态度，这既是对自己“南洋姐”出身深感自卑的雪女对小山的最大的爱，也是她作为一个人的最后的骄傲。
跟小山分手后，雪女和弟弟清一起守着平田牙科医院努力工作着。然而，遭到在为脱离花街这一终生大事而奋斗中相爱并在为成为牙医的苦境中共同生活了十年的男性的背叛，这件事给雪女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渐渐地她变得郁郁寡欢了。周围的人们都真诚地安慰、鼓励她，弟弟清也因为担心她的身体送她到综合医院住过院，可她的精神状况丝毫不见好转。
之后没过多久，一天清晨，脸上毫无血色的平田清气喘吁吁地跑到梅森牧师家敲开了大门，告诉他们“姐姐死了”。雪女前一天悄悄料理好身边的事，洗了澡，然后在夜深人静时，把自己从诊所拿来的毒药喝了下去——
享年刚过四十的平田雪女的一生，就十几岁被迫成为海外卖春妇却经过多年同金钱与恶势力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胜利这点而言是可歌的，但就她不久又遭到那一胜利的背叛这点而言又是极为可泣的一生。如果究其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最终仍逃不脱一位悲剧女主人公命运的原因的话，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是由小山一个日本男子的自私造成的，但实际上导致她失败的根本原因却不能不说是——她单枪匹马地面对包括小山的自私在内的男权社会的强大威力的必然结果。
“南洋姐”的存在决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一个“南洋姐”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个几乎有同样经历的“南洋姐”的存在。因此，在为逃脱苦海竭尽全力而终未成功的平田雪女的背后，我们不能不看到像她一样斗争、一样没能取得成功的女性还有许许多多——
小川芙美的去向
平田雪女的自杀，无疑是一个靠个人力量与强大的男权社会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的悲剧。然而，南洋姐们的斗争也并非总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到东南亚来的男性中也有心怀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展开废娼运动，虽然规模很小，但也有“南洋姐”是依靠他们的组织选出人肉市场的。我觉得梅森几美手记中写到的另一位女性、原新加坡花街的艺妓阿娇——本名小川芙美就是这类女性的典型。
说到她摆脱“南洋姐”生涯的经过，首先要从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废娼运动的兴起谈起。据我所知，最早的废娼呼声是由一个具有右翼思想的青年在明治四十二年发出的。长期在新加坡做牙医的西村竹四郎的自传《在南洋三十五年》中说，那一年有个叫织田登的青年出了本标榜要扑灭丑业的油印小册子，花街的女性就不用说了斯宾诺莎（Baruch［后改名为Benedictus］，在一般日本人中也散发了许多，医生里也有支持他的人。不过，这一活动很快在娼馆主及其打手的暴力下烟消云散了。
此后的第二次活动可以说是大正二年四月藤井领事通过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放逐嫔夫的活动。日本的所谓人贩子在汉语里叫嫔夫，在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法律上，公娼虽说是允许的，但其营业中不允许有男性参加。本来就对日本人的卖春业没有好感的藤井领事，为了使那有名无实的法律有点实效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在和第二国际修正主，通过政府部门对寄生在“南洋姐”们身上的七十二名日本人嫔夫给予了驱逐处分。
然而，藤井领事果断采取的驱逐嫔夫的措施作为废娼政策而言并非真正有效。因为人贩子这种勾当原本就是些无视法律的家伙们干的，遭到驱逐后他们只是不再出现在新加坡社会的表面而已，暗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势力。
要想真正在现实中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方法只能是要么在法律上禁止卖春，要么开展有组织的废娼救娼运动。然而新加坡的法律却允许卖春，这也许由于它是大英帝国重要的殖民地港口城市，有为过往商船和军舰乘员提供安慰的必要，其法律的变更由不得非主权国民日本人的意志。所以，要想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日本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展开由娼馆主或“南洋姐”自己主动停止卖春活动的废娼救娼运动，大正初期以后这一运动勃然兴起。最初发起废娼救娼运动的是新教派的基督徒们，而真正在现实中挺身而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梅森豪勇牧师——我的好友梅森几美女士的丈夫。
据几美讲，平田雪女的事引起了梅森牧师对“南洋姐”们的关注，不久后他就开始去花街传教——换句话说也就是开始从事废娼救娼运动。梅森牧师青年时代曾当过救世军的士官，和山室军平、伊藤富士雄等一起在东京的吉原搞过度娼运动，他打算把那时的经验运用到新加坡来。
由于教会规模很小没有其他人帮助，所以梅森牧师每周只能带上几美一人在某个傍晚到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去一次。那一带白天非常安静，太阳落山后，娼馆门前点起灯火，来往的人便多了起来，于是显得有些嘈杂。梅森夫妇往往就在这时站在路边，拍着手鼓，大声地唱起赞美歌来。然后，当嫖客和聚集在娼馆门前拉客的“南洋姐”们好奇地围拢过来时，梅森牧师便一手拿着圣书，一边循循善诱地宣传起无论卖春还是买春都是人所不应为的道理来。
起初，娼馆主及其手下的人们只是以为“耶稣的说教，没意思——”而不加理睬，但一听到讲废娼符合神意时便立即改变了态度。他们成群地冲过来，赶走围观的人们，然后把牧师夫妇围在中间，目光凶狠地威胁说：“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快点走！再敢到这儿来，决轻饶不了你们——”非暴力主义者的基督徒梅森夫妇在这种时候什么也不说地走了，可是，一周后他们又跟没事儿似地出现在花街的一角，拍着手鼓，宣传废娼是神的旨意。
于是，娼馆主的打手们便想通过他们最拿手的手段——暴力来让梅森夫妇沉默。当夫妻俩拿着圣书向人们说教时，一些形迹可疑的男人便在他们面前拿出刀子和手枪恫吓说：“不许你们再来说教了，胆敢再来，就用这个打碎你们的头。别以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你们——”尽管如此，梅森夫妇仍旧不停地去花街传教，歹徒们后来竟用棍棒打梅森牧师，还借夜幕向教堂里放枪。
如果梅森夫妇当时在这些流氓无赖面前屈服了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废娼运动绝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果。但是，梅森夫妇却没有被这些歹徒吓倒、也许因为受到了梅森夫妇为了正义而置生死于不顾的大无畏气概的感染，听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