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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军失败之惨，为当时诸侯国互相攻伐战争中所少见。主要原因是吴军步兵强悍。其次是，当战况紧张时，齐军元帅“国书”竟不考虑全局，过早地使用预备队，把中军主力全部投入战斗。等到吴军精锐兵力由侧面迂回攻击时，无力扭转战局，以致全军覆没。
而夫差则表现得难能可贵。吴王夫差在当时已具有先进的“预备队思想”，属于一种创先。双方战斗开始，使用兵力相对有限的右军，诱使齐军上军被动出击，然后以胥门巢指挥的上军与越军，与齐下军接战。在战况呈胶着状况时，齐军将中军主力全部投入，吴王急令下军解救驰援。齐军全部力量均已投入战场，而吴王手上仍然保持有强大的机动兵力（中军主力），把握全局，抓住战机，及时地使用机动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由侧面猛击齐军，获得全面的胜利。
可以看出，在兵力部署方面，夫差错落有秩，区分为诱敌、接战和预备力量三种，自己直接控制强有力的机动主力部队，显示出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完全突破了前人三军正面作战的陈规，而是夫差分了四军，上、中、下、右，把中军作为了预备队，把中军预备队机动主力运用得臻于化境。使得在冷兵器还很不发达的时代，能全歼10万之众的齐军，而无脱漏。这不是常人和前人所能做到的。
夫差具有清醒的战略头脑 当吴军歼灭齐军后，他能冷静地控制战局的发展，断然止戈，与齐议和。这既不结深怨于齐，又考虑和关照了楚、越两国可能从背后袭击吴国的危险局面，同时收获臣服齐国的功效，实为深谋远虑的一着。
至此，经过吴王阖庐与吴王夫差两代人努力，先后实现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宏伟目标，成为中原一时之赫赫霸主。
直到这一阶段，回顾当初饶过越国，以越国作为自己的经济后方，还不能判定其是否为失算。重要是要看今后的工作做得如何。
伍子胥之死，应该是在“艾陵之战”之前。
当时，“艾陵之战”之前，夫差曾派伍子胥前去齐国出差，出差的目的未必是如某些古书所说的，去下战书，但至少负有打探虚实的任务。伍子胥的思路，是把吴国的霸业局限在东南，彻底消灭越国，并得东南之地，但他反对进攻齐国。他认为夺得齐国是没有用的“石田”。而夫差的目标比他要高远的多，要成为北方中原霸主，所以一心火热要攻打东方大齐，而对越国却轻视它，先在那里放着，并不作为首要主攻的目标，他对越国人估计得太低。伍子胥坚信，吴国必定亡在越国手里。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随同出差，带到了齐国，留在了齐国大夫鲍牧的家里，算是战前转移固定资产，托付给鲍牧照顾。
齐国是吴国一贯要瞄准攻击的敌国啊。伍子胥的这个作法，就好比美国要和日本打仗，美国国务卿却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日本首相家里去避难。不但动摇军心，甚至有背叛祖国的嫌疑。
这件事情，成为伍子胥致死的直接原因。伍子胥从齐国出差回来，吴王夫差听说了这件事情，遂赐伍子胥死。
在夫差作这个决定前，伯嚭还趁机推波助澜地发言到：“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忌，满腹牢骚，专爱唱反调。上次大王您伐齐，他就深以为不可，但是您打得很顺利，他耻于自己的预言落空，就心生怨望。现在您正式要大举伐齐（指“艾陵之战”），他犯颜强谏，阻拦用事，就是希望您打输了他才快意。您最终决定出征，他托病不行，并且把儿子托付到仇敌齐国。此人不得志于国内，就想倚托于诸侯，自以为是先世老臣，就心怀怨望，希望大王您早做处理。”
伯嚭的话，颇能自圆其说，夫差遂赐剑给伍子胥，伍子胥自杀。可是说夫差不是没给伍子胥机会，对于伍子胥的犯颜强谏，他是一忍再忍，伯嚭的谗言固然起到混淆黑白、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根本导致伍子胥之死的还是他与夫差长期政见不合，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对夫差的北上伐齐争霸构成了破坏，所以夫差在其它古书中“承认”：寡人亦恨伍子胥。一般上一朝的老臣，都会在下一代君主眼里变得讨厌，这大约也是一种代沟吧，何况政见又长期不合呢。
伍子胥之死，有两大原因。
第一是次要原因：怪伍子胥个性太强，反复冲撞、作贱、恶比（恶毒地比喻）夫差，动不动就口称桀纣，多次大闹朝堂，作为“人臣”，伍子胥一贯的言语和沟通表达方式确实有些过分。如果伍子胥在“艾陵之战”后一时期能稍微收敛一下，不把夫差逼得那么狠，夫差绝不要杀他——伍子胥这么闹腾了十年，夫差都没有杀他。
第二是主要原因：伍子胥交结齐国的事，属于不审慎，使得夫差对他的“忠信”产生了怀疑。从前他进谏，夫差十年容忍，都没有要杀他。看来夫差并不要杀谏臣。但现在“忠信”都出了问题，这才成为伍子胥被杀的原因。
其实，夫差杀伍子胥，80％原因都不是杀他进谏，而是杀他不“忠信”。夫差杀伍子胥，不单在于“进谏”什么的，更主要是因为伍子胥已经在行动上表现出于对吴国总体战略的偏离和实际干扰，所谓的不“忠信”：我让你去齐国打探敌人情报，你却把儿子送到齐国去了。
伍子胥也是，即便为儿子未来安全考虑，要送到外国，那也不必送到敌国齐国去啊。送到任何一个中立国——比如丹麦，不好吗？非要送去齐国，是不是跟夫差一贯的伐齐国策叫板啊。确实是不“忠”了。夫差前后曾伐齐多次。在攻破越国以后，这是夫差的一贯国策。他不会不知道。
事后，在王孙骆的劝说下，夫差迅速后悔了。王孙骆说：“假如伍子胥没有‘忠信’，有背叛主子之嫌（指交结敌国齐人）。是不可能被先王选为重臣的。”夫差也开始醒悟，觉得伍子胥是两世老臣，积功于吴，若说他私通敌人，不忠信于我，实在属于瞎说和污蔑。自己是冤枉伍子胥了。夫差对于杀伍子胥的事极端后悔，《吴越春秋》说：“吴王中心悷然（凄恻），悔杀子胥”。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伯嚭的煽风点火，导致了自己的一时鲁莽，错杀了伍子胥。于是他对王孙骆说：“岂非宰嚭之谗子胥？”意思是我认定伍子胥不“忠信”，岂不是伯嚭的谗言所至。于是他打算杀掉伯嚭，以惩他谗害伍子胥不“忠信”的罪。但王孙骆说：“伯嚭毕竟也是颇有能力。杀了伯嚭，吴国等于又失去了一个伍子胥，还是算了吧。”于是放下伯嚭不杀。但伯嚭此后在吴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和出镜率，明显低了。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夫差总是不肯接受伍子胥的进谏呢？害得老伍都急成那样了。
这是因为，伍子胥“灭越”之论颇不足以服人。
伍子胥虽然一再强调灭越的重要意义，但说服力不强，也就是说，姑息越国，把它当作附庸对待而不加以除灭，未必就将招致什么灾祸。综观春秋历史，附庸是一种最常见的国际关系，没有什么错。楚国一直把陈、蔡作为附庸，时而灭掉它，时而又使其复国，都没有造成什么好与不好，凭什么夫差就不能把越国当作附庸而暂不兼灭呢。倒是楚灵王灭掉陈、蔡，反倒身受其咎，在陈蔡人勾结楚公子弃疾而掀起的“独立战争”中被逼杀。
但夫差也有失误，他应该派重臣到越国，控制越国的朝廷和外交，监控勾践，把勾践傀儡化，这就叫羁縻政策。这是夫差的失误。可惜伍子胥罗嗦了半天，却未见他建议用羁縻政策制越。
其实，吴国的问题在于，不论南服越人，还是北上伐齐，战争之余，一定要注意安抚国内人民和发展经济，否则国力耗损，元气大伤，最终将无力支持战争，甚至无力保家卫国。如果吴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即便先饶了勾践，勾践若再叛，伐灭之可也；没有经济实力，即使先开始杀了勾践，灭掉越国，也难免越国在未来的复国运动中快速“吞吴”。
伍子胥整天罗嗦越国的事，实际没抓住重点，他更应该提醒夫差的是：节制战争，避免以好战而亡国；同时爱惜民力，发展经济，以支持长期征战。吴国文化落后，地方狭小，唯有迅速发展经济，把自己从落后的蛮夷状态全方位提升，才能保障持续的战争胜利。否则，在争霸战中一再耗损元气，即便不断获胜，也将发生肾亏。当战争越引越远越大，最终将无力支持战争，无力维持霸业，以至于无力保家卫国。到最后，即便不是越国，随便哪个诸侯，用一个手指头一捅，都足以使吴国毙命。所以，后人——譬如吴起，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