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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有政府领导接见他的短短报道和镜头……
他对我倒是很殷勤的，这时正问着我们的近况，我说：
“我还是教我的书，艾帼在生物试验室里当了个副教授。纪中是个北师大的毕业生，现
在正教着中学。念华是医科大学毕业了，正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实习。”同时我也问他，他
笑说：
“琳达是个地道的美国式的贤妻良母，我的两个女儿都和美国人结了婚，对方都是商业
界人士，至于他们做什么买卖，我也没有细问，反正她们都过得不错，因为她们都不必出去
工作。”
艾帼把整治好的茶点端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们正要开始吃茶，外面的汽车喇叭响
了，钱宓赶紧扔下茶巾，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去受领导的接见了……你见过这几位
领导没有？”
我也笑着站起来，说：“我一个普通的教授会有被召见的荣幸？只不过在开政协会议的
时候，在台下静听他们的报告……”钱宓也不知听见没有，脚步早已跨出了门外。
我们把他送上了车，艾帼关上了院门，回头撇着嘴对我笑，“这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
经！”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８日晨介绍我最喜爱的两篇散文
《文汇月刊》约我写一篇我最喜爱的散文，已是半年以前的事了。这半年中我也看过了
不少的散文，但没有什么使我特别动感情的。前几天中学生杂志社给我送来了一尊小天使铜
像和一本《献给孩子们》的小天使铜像奖征文专集（因为我曾为这次的征文奖写了题词）。
我原来以为应征者一定都是中学生。翻开书本一看，文章的作者竟是些知名的作者！我十分
欢喜地阅读了下去。把这本书中的散文、小说、诗歌、童话四辑的作品一口气在一天里看完
了，真是琳琅满目。因为《文汇月刊》要的是“我喜爱的散文”，我就只把我最喜爱的两篇
介绍一下。
第一篇是苏叔阳的《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读者们都会和我同感，一个人喜欢一篇作品总是带着很大的主观因素。因为自己的经验
中，也有过这么一段，读起来就格外亲切。
我也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卷进了“横扫一切”的风暴里的。我是“黑帮”，我被
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我想：
我从来没有得过“学术权威”的头衔，我又何从“反动”起？
我也被批斗过，但多半是“陪斗”，我还不配做主要批斗对象，我的上面还有“四条汉
子”之类的大人物挡着呢。但是我还是住进了作协的“牛棚”。我和叔阳同志一样，“心里
充满了迷惘和痛苦”，人人远离我，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忽然有一天，我正在作协楼下“劳动”，我从前写过的“咱们的五个孩子”中之一周同
庆，跑来看我。那时她不过十岁左右吧。我惊奇而又感动。我悄声地对她说：“你赶快走
吧，这不是个好地方，我会连累你的。”她摇头说：“我不怕，谢奶奶，您是好人！”在看
守着我们的人的面前，我不禁流下了热泪，这正是我关进“牛棚”后第一次下泪！
叔阳同志却有一次更为意外的境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铁栏外面对着我，
‘叔叔，给！’她把一根冰棍儿从铁栏外伸过来，两只眼里全是真诚和期待。”在受尽种种
折磨，始终没有掉泪的他，竟也被这个“小姑娘的心”捅开了泪泉，也忍不住去接了那根冰
棍。
他写：“当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已经走了。”
“啊，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透澈
的眼睛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我永远感谢你。”
多么可爱可敬的一个小姑娘呵！
刘厚明同志的《陶马》却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童年欢乐的世界。这篇作品里也
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可爱可敬的小姑娘！
他写他到了“就要收场”的“地坛文化迎春会”，“这里多年不见的北京‘老玩艺’可
真多：风车，空竹……都是我儿时爱玩爱吃的东西，都能勾起我重温那些逝去已久的童稚的
梦。”看到这里，我不禁微笑了，这不是我七十多年前逛隆福寺庙会的回忆吗？
他逛的这个“地坛文化迎春会”，毕竟不同于七十多年前我逛过的隆福寺庙会，因为在
“一处工艺售货棚”的“玻璃柜台上放着一尊唐三彩陶马”。
他说：“这是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它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他决定
把它买下来！
但“柜台前已经站着两位顾客”，“一个是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摄影记者”，“一个是
挎着个帆布大画夹的小姑娘，十三四岁模样。”他们虽然有“先来后到”，但都想买这只陶
马。
作者是“个人没有别的癖好，就喜欢收集工艺美术品，家里的小摆设琳琅满目，就缺一
件中意的唐三彩了！”
“它太美了，我要拿它画一张静物，或者就这样看着它，不也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宁可
不买那两本精装的印象派画集，也要把这陶马买下来！”当作者和摄影记者都说十八块钱太
贵的时候，那夹着大画夹的小姑娘却迷醉地说。
摄影记者终归是先来的，他“开始掏钱，他翻遍衣兜裤兜，连毛票带钢榍儿，在柜台上
堆了一堆。数数，统共只有十四元六角七分，他要为在工艺美校上学的儿子买生日礼物的希
望落空了！”那位记者“抓起钱转身要走”。
小姑娘突然叫了声“叔叔！”又“拉开她那小钱包的拉链掏出一卷钞票，抽出四张一元
的放在柜台上，说“这就够了！”
记者一下惊呆了，说“谢谢，你这不是借给我钱，是把美送给了别人呀！”
在老售货员数钱的时候，记者和作者回头看看，找不见小姑娘的影子了。记者着急着
说：“这孩子，也没留下地址，怎么就悄默声儿走了？我可怎么还她的钱？”说着就“拿起
陶马，捂住胸前摆摆晃晃的相机，拔腿向出口追去。”
作者“望着那个方向，忽觉整个的心被一种失落感攫住。
我失落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尊陶马？”
厚明同志，我估摸着您失去的除了一尊陶马之外，还失去了那个小姑娘的姓名和地址，
也失去了和她做个“忘年交”的机会，是不是呢？
我猜想这个小姑娘是对那个记者在工艺美校上学的、后天就过生日的儿子，有着最亲切
的理解和同情，她才愿意舍弃了买下这陶马的机会，来成全这个记者的“父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９期。）落价
我们家的老阿姨回安徽老家去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对我说：“宋老师，我这次回去，
可能不来了。我总觉着在您家里干活，挺轻松、挺安逸的。我的侄女昨天从乡下来了。她刚
念完初中，她妈妈就死了，她爹又娶了后妻，待她很不好，尽叫她下地干农活。我听说了怪
心疼的，就托同乡把她带来了，想让她顶我的缺。她什么都会，又有文化，比我强多了。”
说着从身后拉过一个二十岁左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姑娘来，说她叫方玉凤，又催
她说：“你快见见宋老师，她就是你的东家！”小方腼腆地向我鞠了一个深深的躬。
那时我还没有退休，我女儿小真大学刚毕业，也在中学里教书。家中里里外外的事也不
少，有小方来帮忙，我很高兴。
小方虽然瘦弱，却很利落麻利，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都十分喜欢她。她也因为久已
没有家庭的温暖，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小家庭里，似乎又得到了和睦融洽的“家”的滋味。
小真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一年四季给小方换上。她俩就像姐妹一样地亲热。每天晚上
小真还教她英语、数学等，鼓励她去考中专。
两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小方很难为情地来对我说：有个同乡介绍她到一家面铺当售
货员，每月工资有一百九十元，奖金在外。她几乎流着眼泪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可是我若想上学，不攒一点学费不行……”这时我已经退休了，足可以料理家务了，因此我
和小真都连忙说：“这个我们了解而且也替你高兴，你去吧，有空常来走走。”
小方真地像回家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来。本来在我们家两年，她已经丰满光鲜得多了，
这时再穿上颜色鲜艳的连衣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