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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和创造精神，为自己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
张德鑫的《在大洋彼岸的课堂上》，介绍了美国学校中的一些情况。作者看不惯在美国
课堂上表现的一些“平等”和“自由”，譬如对老师直呼其名和把光脚对着教授的“平
等”，以及上课不守时刻的“自由”等等。但对一位做助教的中国女生，在讨论中国人口问
题时，敢于批驳她的教授的错误观点，并且博得满堂的掌声一事，作者又禁不住有些欣赏。
阎德早的《卡尔美拉心中的光》，写了作者的一位意大利女学生卡尔美拉，她酷爱美
术，尤其崇拜达·芬奇的画风。她自己的画也得了奖。但终于因为家境贫寒，只得放下画
笔，和一个富翁结了婚，成了做“活广告”的“不幸的人”。对这篇文章，我有一个小小的
建议，作者把威尼斯的水上轻舟音译为“弓都拉”，这种小舟我也坐过，我把它称为“共渡
乐”，也许译音不太准确，但是情趣出来了。
丁园的《迷惘中的求索》，讲的是作者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参观时，忽然遇到从前他在
国内教学时的一位法国女生白普拉。她在中国的１９７６年，正是中国的多难之秋，她和中
国人一同过了艰难痛苦的日子，同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十分困苦，一面求学，一面工作，受到
了许多轻视和凌辱。但她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她看到了曙光，她最后说：“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篇充满哲理的文章。
白水的《奇妙世界》，描写的是美国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它是熔知识与娱乐于一炉的
童话般的世界。我没有去过这著称于世的乐园，只在电影中看见过，但我的女儿们都去过
了，说的和这篇文章大致相同。作者希望在若干年后我们中国也会有一个“中国式”的迪斯
尼乐园。
谢业顺的《旅法杂记》，这篇文章中写了法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言论和年轻
一代人的只顾目前，只谈个人自由等等，值得仔细阅读。但我自己想起１９３６年夏秋之
间，我独自在巴黎度过的一百天，那是我和我的老伴吴文藻旅游欧美的一年。我们到了巴
黎，文藻又要到英国牛津大学，去学习“导师制”，我不愿意离开巴黎，就在那里独自住了
一百天。我每天早上到卢浮宫博物馆参观，下午就坐在香舍丽榭大街的咖啡座上，看着过往
的穿着那年时髦颜色——淡青和淡黄——的衣帽的妇女，觉得法国妇女真会穿衣戴帽，真
俏！
张德鑫的《它们不该在这里》，看得我热血怒沸！１９３６年的冬天，我也参观了大英
博物馆，我惊羡了它的藏书之多。但当我走进中国馆的时候，我对这所博物馆的良好的印
象，一下子都消失了。我们中国的宝物，凭什么都被他们锁在这里！
那是我出生之年——１９００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如入无人之境，宫殿府第任
凭他们大加抢掠。大英博物馆便是英帝国主义者收藏贼赃的地方！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谁敢再往中国探一下头，管保他被打得头破血流！看见这些宝物放在那里，每一个中国人都
应由此想起过去而加倍警惕。
盛成的《兴趣教育的不幸》，是一篇经验之谈，盛教授对于杜威主张的兴趣教育，颇有
意见。我记得二十年代我还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时，北京大学就延请了美国的杜威博士和英
国的罗素先生到中国讲学。我们也曾请过他们来校演讲。他们讲的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
我们中国的教育曾否受到“兴趣”的影响，我不知道，但前几年确有文理分科太早的毛病，
学生们学到的知识，都有狭窄偏颇之弊。这几年来似乎好了一些，逐渐走上培育“通才”的
道路，这是可喜的现象。
以上是我读了《异国见闻录》中的几篇文章后的感想。他们都是中国人看到异国生活后
所说出的心里话，每篇都有特色，而且十分真切。我希望每一个没有出过国门的青少年都来
读一读这本书，来增长知识，扩大视野。
交稿期迫，我奋笔疾书，随看随写，难免挂一漏万，读者最好还是去读原文。１９８７
年１０月２９日致周达宝
周达宝同志：
信悉，听说你去了一趟福建，很好。我的故居，听说早已成大杂院，不标志更好。我给
人的信不多，往往只是为什么事答复几个字，汇不成书。请告诉湖南出版社，不必列入计划
了，白费了你的心，我真过意不去。
李玲修是来过，为君子兰送土来，她很热心。匆匆即祝笔健！
冰心十一、一、一九八七我的朋友阳翰笙
我的交游不广，承认我为好友的人也不太多，但翰笙的确是我的莫逆之交。
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４０年代初期，在重庆的一次文艺团体的集会，我们坐在
同一个小圆桌边上。经过介绍，谈了起来，我就觉得他态度洒脱，吐属不凡。我早知道他是
一位多面手的作家，写过许多话剧和电影剧本，还有许多小说。我对戏剧技巧方面，完全是
个外行，赞美的话，还是留给行家去讲，但从我在报刊上读过的他的那些作品，都感到革命
气息，跃然纸上。他抨击了地主和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农民、渔民的残酷
的剥削和压迫，赞美了人民武装斗争。七七事变以后，他又写了许多抗日的剧本和文章，来
唤起中国民众的抗战激情，这些功绩，别人写的都会比我详尽，我就不必多讲了。
这里我只说说我们的交情。作为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有才又有趣的人。我们来往较多，
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但在文艺的集会上常常见面，而且常常互相家访。我这里还藏
着一张他和巴金在我家客厅里照的相片，巴金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小林，我身后站的是我的
小女儿吴青，翰笙的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蜀华，我们脸上都是笑容可掬，这是１０年以前的
会面了。
１９８０年夏，我得了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正好翰笙也住在那里，他患的仿佛是肠
胃病。我们常由我们各自的女儿陪着，推着轮车在走廊上散步，累了就坐在廊子里的长椅上
闲谈，疾病之苦，几乎都忘却了。
脑血栓后，我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从此闭门不出了。我的老朋友们有机会还是常
到我家来看我，并且，因为近年文联在我的第二故乡烟台，修建了一座休养所，文联的工作
同志都请巴金、夏衍、翰笙和我同时到那里欢聚。我们各自的女儿们更是十分怂恿我们去，
因为她们也都是极好的朋友。但是在说定的时间里，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有事，始终没有
同去过。
前天，我给翰笙打了电话，因为听说他已去过烟台了，想问问那边的风光。翰笙说：他
倒是去了，但却病了一场。这时我才有点感到我们都老了，但我总觉得身体会老，精神是永
远不会老的，正如前些日子，我得到的巴金的信里，谈到自己的病，杂事又多，不速之客也
不少，感到烦恼，最后他说：“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挚的感情留在人间……因此时间对我
是多么宝贵。”我深深知道翰笙在写作了６０年之后，也会和巴金一样，不断地以他真挚的
感情，继续写出对中国文艺事业有更大贡献的作品！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４日急就忆许地山先
生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大姐，前些日子带她的女儿燕吉来看我，说是地山９５岁纪念快到
了，让我写一篇文章。还讲到１９４１年地山逝世时，我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她哪里知道那
一年正是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闭居卧病，连地山逝世的消息都是在很久以后，人家才让我
知道的呢？
我和地山认识是１９２２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周作人先生的
助教，有时替他讲讲书。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
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课外他也常和学生接触，不过那时燕大男校是在盔甲
厂，女校在佟府夹道。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大学生周刊》的编
辑会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编辑，我记得我和一位姓陈的同学是女生编辑。我们
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时候，为一篇稿件、甚至一个字争执不休。陈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