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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为纪念的中国艺术品。威校的教授们还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ＴｏｗｅｒＣ
ｏｕｒｔ）里，设午宴招待我们。（那时Ｋ教授正在意大利罗马度假，她写信请我们到罗马
去，于是我们在不见日、月、星三光的英都雾伦敦，呆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
罗马。这是我留美三年以后的事了。）
还有更应该写下的，是我的那些热情活泼的美国同学。在《寄小读者》通讯九中我已经
写了她们对于背乡离井的异国的生病同学的同情和关怀，这里还应当提到她们的“淘气”！
我这人喜欢整齐，我宿舍屋里墙上挂的字、画、镜框，和我书桌上的桌灯、花瓶等，都摆在
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经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没声地纠正了过来。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我的屋子完全变了徉！墙上的字画都歪了，相框都倒
挂了起来，桌灯放到了书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开门出去，在过道上笑嚷：“哪一个淘
气鬼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快出来承认！”这时有好几间的屋门开了，她们都伸出头
来捂着嘴大笑：这种淘气捣乱的玩笑，中国同学是决不会做的！
还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学后，院子里就来了许多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
大学来访女友的男同学，这时这里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学的校园，热闹非常。先是这宿舍里有
个同学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来访，当这一对从楼下客室里出来，要到湖边散步时，面向
院子的几十个玻璃窗儿都推上了，（美国一般的玻璃窗，是两扇上下推的，不像我们的向外
或向内开的）女孩子们伸出头来，同声地喊：Ｎｏ（不可以）！这时这位男同学，多半是不
好意思地低头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胆子大、脸皮厚的男孩子，却回头大声地笑喊Ｙｅｓ
（可以）！于是吓得那几十个伸出头来的女孩子，又吐了舌头，把窗户关上了！能使同学们
对她开这种玩笑的人，必然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同学。宿舍里的同学对我还都不坏，却从来没
有同我开这种玩笑，因为每次来访问我的男同学，都不只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到了我
快毕业那一年，她们虽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来访的时候不多，我们之间也很严
肃，在院里同行，从来没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女同学们笑说：“这玩笑太‘野’了，对中
国人开不得。”
我毕业回国后，还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通信，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我的大女儿
吴冰（１９８０—８１年）到美国夏威尔大学，小女儿吴青（１９８２—８３年）到美国哈
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都是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学习的，那里还有一两个我的威校女同学
们去看她们，或邀请她们到家里度假。
这些我的同学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１９８７年６月
１３日
我在写《在美留学的三年》的时候，写了一些和美国同学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写我和中
国同学之间的故事，是个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进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中国学生，都是本科
的，有桂质良（理工系）、王国秀（历史系）、谢文秋（体育系）、陆慎仪（教育系），还
有两位和我同时到校的，她们是黎元洪的女儿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为她们来了不久
就走了，因此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来是不住在校内的；她们可以在校外的村子里找房子居住，比较自
由。校方因为我从中国乍来，人生地不熟，特别允许我住在校内的宿舍，我就和王国秀等四
人特别熟悉了起来。我们常常在周末，从个别的宿舍聚到一起，一面谈话，一面一同洗衣，
一同缝补，一同在特定的有电炉的餐室里做中国饭，尤其是逢年过节（当然是中国的年
节），我们就相聚饱餐一顿。但是在国庆日，我们就到波士顿去，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
会”的男女同学们，一同过节。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清华出去的，他们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
等校学习，我们常有来往。威校以风景著名，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往往是十几个人一拨地
来威校参观访问，来了就找中国女生导游，我们都尽力招待、解说。一九二五年以后，王国
秀等都毕业走了，这负担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宿舍的联欢会
上，舍监Ｕ夫人送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送上这个本子，作为你记录来访的一连队一连
队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学们都大笑不止！
我们同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们，还组织过一个“湖社”，那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组织，因
为大家专业不同，我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
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我记得那时参加的男同学有哈佛大学的：陈岱孙、沈
宗濂、时昭酥、浦薛夙、梁实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学的有曾昭伦、顾毓、徐
宗涑等。有时从外地来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也可以临时参加，我记得文藻还来过一次。
此外我们还一同演过戏。一九二五年春。波士顿的男同学们要为美国同学演一场中国
戏，选定了演《西厢记》，他们说女角必须到威校去请，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演崔莺莺。就
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
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演出，不料临时邱女士得了猩红
热，只好由我来充数，好在台词不多，勉强凑合完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春（或一九二五年秋），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就和时
昭酥、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写的短剧（那时熊佛西也在美国），这剧名和情节都已忘记得
干干净净。现在剧作者和其他两位演员，都已作古，连问都问不到了！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
日补记关于男人（之六）八我的三个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们一向以弟兄相称。他们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这小名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为涵小名就叫细哥（“细”是福州方言
“小”的意思），我的二弟为杰小名就叫细弟，到了三弟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
小”了！
说来话长！我一生下来，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
一定是个男命，因为孩子命里带着‘文曲星’，是会做文官的。”算命纸上还写着有“富贵
逼人无地处，长安道上马如飞”。这张算命纸本来由我收着，几经离乱，早就找不到了。算
命先生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
是我们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两个“火”字，以补我命中之缺。但祖父总叫我“
官”，和我的堂兄们霖官、仪官等一样，当做男孩叫的。而且我从小就是男装，一直到一九
一一年，我从烟台回到福州时，才改了女装。伯叔父母们叫我“四妹”，但“官”和“伊
哥”的称呼，在我祖父和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一直没改。
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在烟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细哥”、
“细弟”等等。
我的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十二岁就考上“唐山路矿学校”的预科
（我在《离家的一年》这篇小说中就说的是这件事）。以后学校迁到北京，改称“北京交通
大学”。他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自己课余又跟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学小提
琴。我记得那时他从东交民巷老师家回来，就在屋里练琴，星期天他就能继续弹奏六七个小
时。他的朋友们来了，我们的西厢房里就弦歌不断。他们不但拉提琴，也弹月琴，引得二弟
和三弟也学会了一些中国乐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带头唱歌（他在育英小学，就被选入学校
的歌咏队），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听那高亢或雄浑的男歌
音！
涵弟的音乐爱好，并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