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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我问他到美国想学什么？他说想学社会学。他也问
我，我说我自然想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他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
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
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
我！我从来还没有听见过这样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写作，诗集《繁星》和小
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
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
友、畏友！
这次船上的清华同学中，还有梁实秋、顾一樵等对文艺有兴趣的人，他们办了一张《海
啸》的墙报。我也在上面写过稿，也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这些事文藻都没有参加，他对文
艺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和我谈话时也从不提到我的作品。
船上的两星期，流水般过去了。临下船时，大家纷纷写下住址，约着通信。他不知道我
到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入学后，得到许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函，我都只用威
校的风景明片写了几句应酬的话回复了，只对他，我是写了一封信。
他是一个酷爱读书和买书的人，每逢他买到一本有关文学的书，自己看过就寄给我。我
一收到书就赶紧看，看完就写信报告我的体会和心得，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
老师和我作课外谈话时，对于我课外阅读之广泛，感到惊奇，问我是谁给我的帮助？我告诉
她，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这些事我当然没有告
诉文藻。
我入学不到九个星期就旧病——肺气支扩大——复发，住进了沙穰疗养院。那时威校的
老师和中、美同学以及在波士顿的男同学们都常来看我。文藻在新英格兰东北的新罕布什州
的达特默思学院的社会学系读三年级——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二
年级——新罕布什州离波士顿很远，大概要乘七八个小时的火车。我记得一九二三年冬，他
因到纽约度年假，路经波士顿，曾和几位在波士顿的清华同学来慰问过我。一九二四年秋我
病愈复学。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为美国朋友演《琵琶记》，我曾随信给他寄了
一张入场券。他本来说功课太忙不能来了，还向我道歉。但在剧后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处
——我的美国朋友家里——来看我的几个男同学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绮色佳的康耐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因为考硕士学位需
要第二外国语。等我到了康耐尔，发现他也来了，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时只说他大学毕业
了，为读硕士也要补习法语。这暑期学校里没有别的中国学生，原来在康耐尔学习的，这时
都到别处度假去了。绮色佳是一个风景区，因此我们几乎每天课后都在一起游山玩水，每晚
从图书馆出来，还坐在石阶上闲谈。夜凉如水，头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时为止，我
们信函往来，已有了两年的历史了，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于是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时
候，他吐露了愿和我终身相处。经过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自己没有意见，但
是最后的决定还在于我的父母，虽然我知道只要我没意见，我的父母是不会有意见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离波士顿较近，通信和来往也比较频繁了。
我记得这时他送我一大盒很讲究的信纸，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缩写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几乎是
天天写信，星期日就写快递，因为美国邮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这时我的宿舍里的舍监和
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学王国秀，毕业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信让我到纽约度
假。到了纽约，国秀同文藻一起来接我。我们在纽约玩得很好，看了好几次莎士比亚的戏。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写了一封
很长的信，还附了一张相片，让我带回国给我的父母。我回到家还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
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亲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也更不好
问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
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这时他已应了燕大和清
华两校教学之聘，燕大还把在燕南园兴建的一座小楼，指定给我们居住。
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任局长。文藻到北京不几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兴
地接待了他，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又回他江阴老家去。从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
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
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
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
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
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
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
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
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
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
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夏天的西湖就像
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
秋后的教学，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
《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
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
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
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
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
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
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
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
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
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
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
“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
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
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
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