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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爆破、看水平仪、看图纸的全部技术。
涿鹿人民解放前作梦也想不到能用自己的双手治服桑乾河，为子孙万代造福。他们自豪
地说：“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再大的困难也不怕。”仰望天安门
天安门，闪闪发光的琉璃黄瓦，鲜红的高墙，鲜红的纱灯，鲜红的飘飘的旗帜。幸福的
玉石栏杆，承托着伟大的领袖抚按着的双手……
六亿五千万幸福的人民，一想到我们亲爱的党，亲爱的领袖，千万亿颗鲜红的心，一时
都从祖国的四方八面，朝向着北京，仰望着天安门！
国防前线的战士们，在星光月影下，狂风暴雨中想着它；分秒必争的工人们，在熊熊的
炼钢炉前，深深的煤坑道里想着它；精收细打的农民们，在绿油油黄澄澄的田野上想着它；
戈壁滩头，雪山顶上，篝火旁边围坐的青年们，用凝思的眼光想着它……
他们想的是站在天安门上的我们伟大的领袖；他们想的是天安门前涌过的彩旗的波浪，
欢乐的人群；他们想的是一架一架的振奋人心的出奇制胜的事物模型和生产指标；他们想的
是一队一队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运动员，和用脆嫩的声音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孩子；他们想
的是万花争艳的文艺大军；他们想的是满天飞飘的气球和鸽子；他们想的是火树银花的焰
火，繁星辉映的明灯；他们想的是不夜的天空下，人们沸腾的欢乐场面。
他们心坎上供养的天安门是如何的鲜明灿烂呵。
但是，离开天安门十个月的人，还不知道天安门前又已经大大地变了样。东西两座伟大
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都比天安门楼高出几尺，天安门前整齐
排列的托月似的明灯，也比门前的一对矗立的华表，高出一头。而这两座新兴的建筑，却是
远远地素淡谦恭地侍立在两旁，四十四公顷宽阔的广场上，玉树琼花般纵横交错的灯光，只
有把天安门衬托得更加庄严，更加伟丽！
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
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见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
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
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永远崇敬珍爱这庄严古老的天安门，他们把它修缮得金彩辉煌，把它描画在国
徽上。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它上面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那时
起，天安门和这句石破天惊的语言，在全世界的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将永远捍卫它，珍爱它，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来发扬光大它！
你看，现在在广场当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两旁，有几队民兵，正在练习走队，每个人
看去只有橄榄大小。广场边还有两个橄榄大小的老师，领着红豆大小的儿童，远远地向着我
们走来。别看儿童们只有红豆般大小，我已经听到其中的一粒说过：“我们要带着上面画着
天安门的国徽，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箭，远远地飞到宇宙里的另一个星球上去！您信不
信？总有一天！”
天安门在上，我相信，总有一天！１９５９年９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回国以前
自从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已经在亲爱的毛主席的检阅下，过了七个国庆节了。每一个国
庆节我都参加了更盛大雄壮的游行，更快乐兴奋的歌舞，也看到了祖国更飞速更辉煌的成
就。这六七年里，我自己，也从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在亲爱的党的教育培养下，长成为一
个誓为人民的事业而贡献一切的二十岁的青年。我也和一切的青年人一样，将以无限欢欣虔
敬的心情，来迎接建国十年的旭日腾空般的光辉照耀的佳节。我想，在过着这个伟大的节日
的时候，我仍会和过第一个国庆日一样地加倍清晰地回忆到我在回到祖国以前一段时间里的
经历。
那是在日本东京。我的父亲母亲带我到姑姑家去。这天下午有个送别的酒会，是姑父请
他相熟的几个美国朋友并给我们饯行的，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到美国去。
姑父是个新闻记者。父亲自从失业以后，为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个中国报社
里，挂了一个记者的名义。我们平常来往的，居多是各国的新闻记者。
我们走到姑姑家里，客人们还没有来，姑父和平常一样，笑容满面地在忙着调鸡尾酒，
两个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饭桌上摆着点心。
姑姑带着母亲和我，走进书房——这书房和客厅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帘幕——我看见祥哥
坐在留声机旁边的地毯上，在翻看着唱片。他头上缠着纱布，眼边也青肿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并不喜欢他。我听见姑姑同母亲说过，因为姑姑不生孩子，
姑父要从外面接回一个孩子来，姑姑不肯，说：“我不要外面的野杂种，不如到老家把你那
个没爹没娘的侄子接了来，倒是自己的亲骨肉。”姑父拗姑姑不过，只得把祥哥从国内乡下
接来了。他只比我大几天，却长得又高又大，两只眼睛咕碌碌地，仿佛总带着一种怒气。姑
父一看见他就讨厌，说他又野又苯。可是姑父越讨厌他，姑姑就越照护他。因此祥哥对姑姑
还亲热一点。
我们到日本的时候，祥哥也不过刚到几个月。正是他一切不惯、举目无亲的时候，他和
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后来他上了美国学校，我上了国际学校，比较疏远了一些，可是他还是
常到我们家里来看中国小说和香港寄来的书报，跟我们谈关于祖国的事情。他常常气愤地
说：“在我们家里，一个中国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简直是个假洋人，是个洋奴！总有一天
我要逃出这个洋圈子！”
当然，拿祥哥来和我现在的同学们比，他的觉悟水平还是很低的，不过在我当时许多的
竭力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群中的仙鹤。只有他常常能
给我一种刺激，提醒我祖国是可爱的。
自从祖国的志愿军来到朝鲜，帮朝鲜人民军作战以后，祥哥和我们都兴奋得了不得。每
天从美国百般掩饰的军报里，研究美国军队节节败退的路程。我们两人还在屋顶的小房间
里，收听祖国的广播，在收音机旁边手舞足蹈。但是自从我们一家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
以后，祥哥对我们的态度，简直是坏透了。
我们走进书房的时候，祥哥连头也不抬。姑姑叹一口气，对母亲说：“阿祥又闯祸了，
昨天在学校里打了一个美国孩子……”祥哥这时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愤愤地说：“谁叫他一
直在我面前骂中国人？谁叫他骂‘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国人头上动土’？我早就警告过
他了，我说，‘你小心！你再敢骂一句，我就打你！’这胆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后，尖声
地叫‘支那……’还没等他说完，我分开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几个美国孩
子，还围上来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发肿的嘴唇笑了一笑，“别看他们把我打得脸肿鼻
青，他们一个个也都挂了彩。后来居然也有几个中国孩子来帮我打起他们来了，这我倒想不
到……”
这时院子里的石子地上，传来沙沙的汽车开进的声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们，客人
来了，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姑姑和母亲连忙走了出去。
祥哥没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盘上开起来，自己靠着墙两臂交
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一动也不动。
我在一旁激动地站着——时间过得慢极了！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
们！这些毛泽东的鬼孩子们！”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
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
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后面跟着密密层层的
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