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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丹佛地方的人，”柯比说。“我的祖籍是爱尔兰。”当拉古秋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他和维克多·亨利看了娜塔丽一眼。
“可是，错误是有传染性的，”这位议员非常温和地说。
“并且是不分国界的。”
他们吃着火鸡、烤牛排，喝着香槟酒，轻松愉快地谈着战争，旁边是一个宽大的赏景窗，窗外可以看见海滨上的阳伞、白色的沙滩和倾斜的帆船，这种情景使娜塔丽非常恼火。拉古秋最后一句话刺了她一下，她大声说：“我到过华沙，当时这个城正遭到围困。”拉古秋镇定地说：“对，你们是在那儿，你和拜伦两人。情况很坏，是不是？”
“德国人连续三个星期轰炸一个未设防的城市。他们炸毁了所有的医院。只留下一所，就是我为之工作的那所。受伤的人象木料一样堆积在入口处的门廊上。在一家医院里，许多孕妇被烧死。”
在喧闹的宴会上只有这张桌子一时鸦雀无声。这位议员用两个手指捏着一个空香槟酒杯转来转去。“这类事情几世纪以来在欧洲就没有断过，我亲爱的，这正是我希望美国人民免于遭受的事。”
“我昨天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戴着钢边眼镜的脸长得很有趣的男人一面说一面笑。“艾培和他一家人开车到迈阿密去，走到旦巴汽车没有汽油了，于是他们开到加油站，站上的服务员问他：‘油①？’老艾培说：‘犹太人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就加不得油？’”
①原文“油”（juice）与“犹太人”（Jews）谐音。
这个有趣的人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大笑。娜塔丽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想缓和一下谈话中出现的这种认真的气氛。可她还是很高兴看到拜伦这时候来找她跳舞，使她能离开这里。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说，“我们到外面去好吗？我不想跳舞。”
“好，我有话跟你说。”
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坐在平台的矮墙上头，旁边就是通向白色沙滩的楼梯，离那个赏景窗不远。拉古秋仍在窗子后面发表着议论，摇着他那白发苍苍的头，挥舞着一只胳臂。
拜伦身体向前弯着，胳臂肘放在膝上，两手手指紧扣在一起。“亲爱的，我想我就在这里参加了。我索性今天或明天就乘飞机到新伦敦去作体格检查，以便——你怎么啦？”
她的脸突然颤动了一下。“没什么，说下去吧。你刚才说要乘飞机去新伦敦。”
“你同意我才去。从现在起，凡不是我们俩一致同意的事，我都不干，而且永远如此。”
“好的。”
“我去作体格检查。我也了解一下情况，确定一个已婚的申请者仍有机会入学，而且一旦录取入学，他还可以有时间和妻子在一起。这样就解决了咱们婚后的头几个月——也许第一年的问题。我最后会分配到一个潜艇基地去。等我实习完了，你也可以来，就象杰妮丝那样，我们大家可能最后都在珍珠港相聚。夏威夷有一个大学，你甚至可以在那里教书。”
“我的上帝，你可绞尽了脑汁想出这些吧，是不是？”
维克多·亨利从门里出来，走到平台。拜伦仰起头来，冷淡而疏远地说：“找我吗？”
“对了。我知道你要开车送梅德琳到机场，走的时候别忘了叫我一下。我刚和华盛顿联系过，我得赶回去。你母亲仍留在这里。”
“飞机几点起飞？”娜塔丽说。
“一点四十。”
“你借点钱给我好吗？”她向拜伦说。“我也想乘这架飞机去华盛顿。”
帕格说：“噢？很高兴和你同行，”说完又回到俱乐部里去。
“你要到华盛顿去！”拜伦说。“上那里去干什么？去大声疾呼什么吗？”
她用手掌托着拜伦的脸。“是为了埃伦·杰斯特罗叔叔的国籍问题。趁你去新伦敦的时候我可以办一下这件事。我的上帝，你怎么了？你的样子好象挨了一枪似的？”
“你说错了，我给你买飞机票钱。”
“拜伦，听我说，我的确非去那里不可。而且要是先往南飞到迈阿密，然后又马上再折回华盛顿，那显然是胡来。你明白吗？最多一两天就回来。”
“我说我给你飞机票钱。”
娜塔丽深深叹了一口气。“亲爱的，你听我说。我给你看埃伦的信。他叫我找莱斯里·斯鲁特谈谈他的护照问题，他开始为这件事感到忧虑。”她打开钱包。
“拿信干什么？”拜伦宜直地站着。“我相信你。”
虽然帕格再三说新郎时间很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华伦仍然坚持要到机场去。“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华伦一再地这样说，罗达和杰妮丝也卷入这场辩论，结果是亨利一家加上新娘和娜塔丽全都塞进拉古秋的卡迪勒克牌大轿车。
罗达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和几个酒杯。“我们这个家让这个倒霉愚蠢的战争弄得七零八落。”她说，并且把酒杯传给大家，这时拜伦正在发动汽车。“这是经过多少年了我们才第一次聚会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连十二个小时都不到！我说，既然是个短时间的团聚，就应该快快活活。谁唱点什么？”
于是，在卡迪勒克牌轿车开往机场的路上他们唱起《喇叭裤》、《她头上结了一条黄丝带》、《我有六便士》和《友谊地久天长》。娜塔丽挤在罗达和梅德琳中间，想和大家一起唱，可是她就会唱《友谊地久天长》这一支歌。罗达把一个杯子硬塞给她，并且斟得满满的，酒的泡沫流到姑娘的手指上了。
“哎呀，对不起，亲爱的。还好，幸亏你的衣服是黑色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擦娜塔丽膝盖上的衣服，当汽车驶进机场入口时，他们正唱着一支娜塔丽从来没听见过的歌，这是帕格从加利福尼亚带回来的，已经成为他们家庭最爱唱的歌：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直到我们在耶稣脚下见面，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上帝保佑你，直到我们再见面。
罗达·亨利用香槟酒浸湿的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说，华伦的婚礼非常令人满意，她这是由于幸福而流出的眼泪。
第27章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当时地球上只有几千架飞机。一九四○年的螺旋桨军用飞机，跟后来人们所制造的飞机相比，毁灭力量不算很大。但是它们可以击落对方，可以通行无阻地轰炸后方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以来就把从空中对城市的密集轰炸看成是战争中最终的和难以想象的恐怖。但是到一九四○年，德国人不仅想到这样做，而且已经两次这样做了：一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次在波兰。日本人同样也从空中轰炸过中国城市。显然这种最终的恐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虽然给它所起的文明的名称“战略轰炸”一词还没有广泛流行。因此，英国领导人面临一种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宝贵的飞机送到法国去跟德国人作战呢，还是把它们留在本土保卫城市和沿海。
法国拥有的飞机更少。法国没有在战前建立起一支空军力量，光是修筑马奇诺防线。他们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飞机在战争中是侦察兵，是可以螫人的昆虫，有作用，可以扰乱并杀伤敌人，但不能够决定胜负。当法国这个国家在德国俯冲轰炸机袭击下象花瓶中了子弹那样裂成碎片的时候，法国
总理向罗斯福总统突然发出一个疯狂的公开呼吁，要求派“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来支援。但是美国没有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可派。可能法国总理并不知道美国的空军数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超过二百英里，法国政界人士当时对情况了解的水平是很差的。
与此同时，英国飞行员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学习到不少重要东西。他们能够击落德国飞机，而且击落了很多架，但是许多英国飞机也坠毁了。当法国战役还在进行时，法国恳求正在撤退的盟国把它们的全部飞机都投入战斗。英国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空军司令道丁告诉温斯顿·丘吉尔说，二十五个中队必须留下来保卫英国，不能动用，丘吉尔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法国的崩溃就命中注定了。
在大崩溃时期，温斯顿·丘吉尔于六月九日给老斯末茨①
将军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军界前辈曾责备他违背了战争的首要原则，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在关键的地方。丘吉尔指出，由于当时双方空战中使用的战斗机都是短程的，因此距自己机场较近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