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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有些摆的是连断句都没有的二十五史，虽然从没有人翻阅，但用以炫耀主人学问庞大，已经足够。据报上说，竟有人在巨著中藏着“花雕”，酒劲发时，就展卷过瘾。——这干法属于左道旁门，不在讨论之列。
书橱所以迄今仍不能代替酒柜，或是只摆些样品似的大部头，原因固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出在借书上。有些恶客在朋友家发现一本好书，顿时暗起杀机，雀跃曰：“哎呀，老哥，借给俺瞧瞧！”一场悲剧于焉上场。盖自从盘古立天地，借酒的少，借书的多。借酒的从没有听说不还酒的，借一瓶“喂死剂”，准还一瓶“喂死剂”。借书则属于另一种伟大的景观，借一本《红楼梦》，可能还一本《红楼梦》，但是借一本古本《金瓶梅》，恐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加果借的是绝版珍本，该恶客可能举家潜逃，你就是弄个盖氏探测器，也探测不到影踪。夫珠宝失踪，或被借、或被俘，没有下文，还可告到衙门。而仅只一本书，如果劳师动众，恐怕同情的不是书主，而是恶客。河南省有句谚语曰：“偷书不算贼，捉住打锤。”此锤非铁锤头，乃拳头也。偷书属于雅贼，打一锤已经该诅咒啦，至于借而不还，理就比天都大——你摆着还不是摆着，俺拿来进德修业，以便救国救民，你不送慰劳金已够差劲啦，还有脸讨呀。
然而，一个人省吃俭用，好容易买了几本视同性命的巨著，却被列强瓜分，实在痛彻心肺。尤其雅贼也者波温（BordenParkerBowne，1847—1910）美国哲学家，人，真正借去拜读，倒还罢了，大多数都是往墙角一仍。据柏杨先生统计，借书归还的比率，不到十分之一，其他的不是有心于没，就是不知道弄到他妈的啥地方去啦。当其借书时也，如果拒绝，八十年交情从此一笔勾销，不得已借给他，再向他索取，不但索不到书，八址年交情也同样一笔勾销，而且还开骂曰：“几本破书，也不是银子，三番五次，要个没完，我早忘记塞到哪里去啦。哪一天我整理整理字纸篓，找到后摔到他脸上，老子也不是买不起。”书主被糟蹋到这种程度，怎能不潸然泪下欤。看起来书橱之代替酒柜，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候。
杜暹先生藏书万卷，每卷后都亲题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卖及借人为不孝。”在唐王朝那个时代，不孝是要杀头的。用杀头以阻止出借，是为磨刀阻吓法。吾友郭衣洞先生，在他的藏书上印有文曰：“笺笺稿费，买书自娱，且以之维生。辱蒙借阅，务清早日赐还，实万分感谢。”大概发现要想不借，比登天还难，只有婉转陈词，以求打动恶客芳心，是为摇尾乞怜法。
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是对牛弹琴。冒着杀头的危险而仍把书借人，可见恶客泰山压顶，超过杀头。既决心不还矣，靠几句求情的话，又岂能动他的铁石心肠乎哉。有一次我老人家和一位赵姓朋友去探望一位前辈，前辈家美书如云。赵朋友开口要借，前辈不肯，于是赵朋友双膝下跪，声泪俱下，言明三天之内，一定归还，纠缠了半天，老前辈终于答应了他。出得门来，我问曰：“你这算干啥？”他曰：“你别看我丑态毕露，哼，等他讨书时，看他磕响头吧。”
柏杨先生是个老毛驴，泼皮胆大，但就是怕人向我借书，那还不如照腰窝捅我一刀。今年八月，我正在看汉宝德先生译的《文明的跃升》为“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名逐，刚看了一半，吾友李大人光临（我瞧他红光满面兼红光满脸，发财在望，所以尊之为大人，盖烧冷灶之意，将来他真的发了财，我还要称之为老爷哩）。他阁下从我老人家手中把书夺了过去，看了几页，爱不忍释，声言要借。我还没有开腔，他已塞到怀里，扬长而去，而且一去四月，音讯全无。任凭我使出十八般武艺，包括恐吓、哀求，他瞪的眼比我还大。最后忍无可忍，终于在他卧室里人脏俱获，先把该书夺回，宣称内急，而他家的厕所是在大门口的，于是我就驾尿遁而逃。在大门还听他诧曰：“真出了鬼，我刚才放在茶几上的朗生打火机怎么不见啦。”呜啦，打火机不见啦不过略施小技，以示薄恁，以后如果胆敢再借书不还，恐怕床头那个钻戒也会不见啦。
柏杨先生于是建议，应该组织一个“借书必还大联盟”，对天歃血立誓，誓曰：“借书不还，天打雷劈。”凡是盟员，第一，要有不借书的修养。第二，当非借不可，非书主拒绝时，绝不存大丈夫报仇，三年不晚之心。第三，如果不还，书主来索时又端嘴脸，胡扯淡，则任凭开揍，即令揍掉了耳朵，既不报官，也不哼哼。或者书主有柏老这两下子，俘一点啥，万一失风捉住，也不龇牙。
知识分子最大的伤心之事，莫过于书被人借去如石沉大海，等到自己需要时，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化酒柜为书橱，应先自成立“借书必还大联盟”始。奉告借书不还的恶客，期负一个手无寸铁的朋友，不算好汉
死不送书联盟
一个人生了一个娃儿，贺客盈门，送礼的送礼，恭喜的恭喜，老爹老娘受用之余，龙心大悦。这种场面，柏杨先生见得多矣。据我辛苦地调查，似乎还没有听说过贺客们向老爹老娘曰：“啊呀！你生了娃儿啦，送一个给我，如何？”假设有人认真地说了这话，恐怕神经病医生要财星高照。
可是，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书，情况就大大的不同，既没人送礼，也没有恭喜，门前冷落车马稀，作者可怜兮兮之余，偶尔遇到一个知道内幕的朋友，他的反应大概千篇一律，喊曰：“啊呀！你出版了大作啦，送一本给我，如何？”假设该朋友认真地说要去买一本，准被疑心是个呆头鹅。
说来话长，中国虽有悠久文明，可是出版并不发达，“想当年型”的朋友动辄曰：“活字版兼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但发明归发明，发展归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洋大人开枪开炮打出了五口通商，中国仍逗留在“刻版”阶段，仅这一点就实在不光彩。出版业所以不发达，跟学术的领域太狭有关。中国正统学术，只限于儒家思想，趁此一步，就可能粉身碎骨。举一个例子说明吧，清王朝有位谢世济先生，因为他注解《四书》不用一千五百年前朱熹先生的见解，结果被皇帝先生下令斩首。在这种一花独放的文化独木桥上，要想避免“扑通”一声掉到河里淹死，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一花之前，独木之上，来一个军事训练：“原地踏步走”。翻看二十五史历朝所被珍视的图书目录，不是这个“注”，就是那个“解”，不是这个“考证”，就是那个“释义”，抱着儒家大亨的腿，死也不放。看这些书的人，几乎全是有志一同的做官之士。这跟现代《留学须知》、《高考精华》，拜读的人只限于一个小圈圈一样。而这些作者，也多半已经是官啦（或正向官位猛爬），有的是谁也弄不清从哪里来的银子，出版几本巨著，用来送更大的官和同等的官，以作固位之物，自然乐趣横生。
唐王朝中叶就有一种雏形的小说问世。到了宋王朝，更多得不得了，大批平话，比现代的流行性感冒小说，还要高明。这对那些抱腿之作考亭学派以南宋朱熹为代表的学派。因熹曾讲学于考亭，，简直是一种异端——虽然读者老爷多如繁星，但异端总是异端，所以纵有高深的文学素养，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是没胆写出他的真名实姓（老哥，你可别拍胸脯，你也没这个胆，我也没这个胆）。于是，“山人”焉、“居士”焉、“斋主”焉，大量笔名，应运而生。中国古典文学中顶呱呱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等等，就在这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作者是谁（不过幸好不知道作者是谁，胡适先生之流有考据癖的朋友，才有事做）。
抱腿派也好，草民派也好，都不发生“送书”问题。夫抱腿派有的是金银财宝，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送书。草民派则反正不知道谁是谁，根本用不着送。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二十世纪，出版事业发达，抱腿派日渐没落，草民派风起云涌，就开始发生送书的烦恼。之后，出版事业更发达，草民派多如瀑布大雨，磅书就成了一种威胁。盖人们普遍地有一种心理，能够被作者送一本书为荣——其实，真的“为荣”，作者还是感激涕零的。最差劲的是，有些自以为不同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