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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人先生责备：“十七岁少女，多半不愿从事待遇低微而刻板的工作”，所以一旦家庭贫困，就离家而去。呜呼，不愿干待遇低而刻板工作的，又岂止十七八岁的少女哉，又岂止家庭贫困的少女哉。恐怕大下所有的人——包括域外人先生和柏杨先生在内，都不愿从事待遇低而又刻板的工作也。只用来强调少女的特性，有欠公平。不过这些都是枝节，主要的是，任何崇高的道德行为，都含有自我牺牲的因素，删除了自我牺牲，固没有了孝道，也没有了厚道，而且没有了爱，道德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做父母的拒绝自我牺牲，幼婴势必死光。如果做朋友的拒绝自我牺牲，人际之间热必像沙粒一样冷漠。如果做夫妻的拒绝自我牺牲，世界上将没家庭。如果做国民的拒绝自我牺牲，恐怕根本没有国家。《圣经·哥林多前书》曰：“没有爱，什么都无价值。”而自我牺牲，即爱的能源。中国人最缺乏的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即使不鼓励，也不宜打击。对自我牺牲的任何人，尤其对自我牺牲的孝女，我们只有崇敬，何至忍心嘲弄也。
然而，柏杨先生却同意域外人先生取消“二十四孝”的卓见。
提起“二十四孝”，我去年（一九七七）就嚷嚷过，那是连白痴都骗不了的玩意——域外人先生高估了它的力量，一直到今在竟然还有人以为可以骗二十世纪的后生小子，脑筋不是浆糊是啥。其中最奇异的莫过于被称为虞舜帝的姚重华先生，儒家大亨为了捧他是第一等顶尖大孝，不惜狗血喷头（可不是狗头喷血），硬把他爹姚老头形容成一个狠心狗肺，整天只想害死亲生儿子的凶手，把他老弟姚象先生形容成一个杀兄奸嫂的畜生，这太超过现代人感情的和知识的领域。王祥先生更是一绝，老娘冬天想吃鲤鱼，偏河水结冰，他阁下就来一个三脱，光屁股躺到冰上，打算把冰融化，好下手捉鱼。如果冰薄，他还没躺下，咯吱咯吱而后忽咚一声——咯吱咯吱者，冰裂开也，忽咚一声者，掉下去也——他就活不了命。如果冰厚，承受得住七八十公斤，他阁下以三十七度的体温，去融化零下十度二十度三十度的厚冰，恐怕需要三千年。怕老建议不服气的读者老爷不妨去买个冰块握在手里试试，看你融化的进度如何。那简直比握一块火炭还要严重，如果你握了五分钟还能咬住银牙不哎哟，我就输你一块钱。柏杨先生就曾经隆重地坐过冰块，那不是刺骨的冷，而是刺骨的痛——眼泪都流不出来的痛，宁愿被绞死被剥皮，浑身抖成一团的痛。可是王祥先生却卧冰卧得十分舒服，不但舒服，而且真的把冰卧出一个窟隆，跳出一条倒霉的鲤鱼。至于郭巨先生，更是禽兽不如，嗟夫，虎毒尚不食子，而他阁下夫妇，却忍得下心肠，把怀中的亲生幼儿活埋，不但他妈的，简直狗娘养的。教大家都去效法他，这世界将成个啥。
“二十四孝”是酱缸文化的产物。僵化了的孝道，阻碍真正孝道的发展，那是历史上的污点，不是历史上的光荣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
《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甲先生和乙先生在道上相遇。乙先生曰：“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恭喜。”甲先生曰：“不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乙先生曰：“也罢。”甲先生一肚子火，恰巧过来一顶轿子，四句臭汗淋漓的轿夫，抬着一个官太太。甲先生曰：“老哥，你瞧，四个‘恭喜’，抬着一位‘也罢’”！
中文系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似乎也有点“也罢”的滋味。美国哈佛大学一向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哈佛才算大学，别的大学不过小杂货铺，引起的反感可就大啦。有别的大学斯密斯先生和约翰先生焉，闲逛动物园，斯密斯先生指着一只企鹅曰：“它阁下一定是哈佛毕业生。”约翰大惊，斯密斯曰：“看它那种昂头阔步，目中无人的模样，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啥？”我们也可以反而套之，在目前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如果看起来精神不振，自顾形惭，用不着到测字摊算卦，就可以肯定他是中文系的。柏杨先生就常有这种奇遇，有一天，到朋友家串门，朋友的大学生儿子进来，我就问曰：“你念的是哪一系呀？”只见他面红耳赤，扭扭捏捏，我就赶紧往别的地方瞎扯，可是吾友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不了解现代行情，催之曰：“告诉柏老呀。”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答曰：“中文系。”声细如蚊，要不是柏杨先生耳朵奇尖，简直听不见。
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即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媛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地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得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展，但绝不能认为人类是生产力机构的没有意志的玩偶，相，但察言观色，感同身受，而现在又是靠着在格纸上写字吃饭，更不由得同病相怜。不过翻来覆去地左思右想，似乎事实并不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有很多节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会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来说就是吃饭，是中文系满面无光的焦点。不过大学堂跟专科学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学堂设立的目的，不是培养就业人才，而是培养追求更高深学问的基础人才。如果为了就业而上大学堂，那算走错了路。既然谁劝也不听地走错了路，走来走去走不到目的地，还抱怨个啥。中文系自认最佳的前途是当中文教习，这就跟柏杨先生晋见大官一样，还未鞠躬，气已先馁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习当然由师范大学堂担任比较合适，不可以认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犹如不可以认为凡中国人就一定能教中国话。从前洋大人学中国话，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拜师，现在的行情有点大变。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语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约全书》简直能倒着背，在美利坚合众国教洋大人学中国话，每天两个小时下来，就像跟谁打了一架，回家之后，气喘如驴。盖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觉，却听白天课堂上的录音，而且听得仔细，某一句中某个字的发音跟另一句某个字的发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满意的，也就是有学理根据的解释。中国人对自己语文语气的高低四声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却是逼着她非说出个道理不可。于是有一天，她被赶出大门，只不过她坚持“鸡蛋”就是“鸡蛋”，而洋大人却标准的北京话，非要读成“鸡子（儿）”不可。——去他妈的“鸡子（儿）”，北京话在语尾所加的轻声“儿”韵，实在混帐王八蛋，它把语气搞得既轻佻而又不正经，至少它把庄严的气氛完全破坏。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赶人的理论基础。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没饭吃矣。
陈媛裕女士又叹息外文系可以当英文秘书，中文系却沾不上边。这就要问啦，台北市各衙门或公司，有几个英文秘书哉？职位有限，纵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挤得丢盔摞甲。何况“英文秘书”跟“中文秘书”的意义不同，目前所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地下点工夫。目前的现象是，英文人人都会挤两句，最香气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谁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个金矿一样。可是万一中东的石油涸竭啦，又怎么办？也有一位朋友，会葡萄牙语，在巴西大使馆就像太上皇，现在也开始没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