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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千变万化，如以爱情为主线的《河边台阶的诉说》、《弃绝》、《素芭》、《莫哈玛娅》、《笔记本》、《打掉傲气》、《女邻居》、《海蒙蒂》、《诀别之夜》、《女隐士》、《新郎和新娘》、《偷来的财宝》等20几篇短篇小说为例，它们各有侧重，写法各异，毫无雷同之处。
总之，从结构方面来讲，灵活匀称浑然天成。既是匠心独运，却又看不出惨淡经营的痕迹。
·形·象塑造典型形象是文艺创作的中心问题之一。泰翁非常注意这问题，而且做得很成功。他的短篇几乎篇篇都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过目难忘。他所塑造的人物从不图解式脸谱化，而是各有特色。如小说中女主人公为数极多，但都找不出雷同的例证。他着力选择和提炼典型人物。如《乌云和太阳》中的绍什普松这个典型很深刻。他虽是法学硕士，但对打官司毫无兴趣，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爱好和平的大学生，却被迫主持正义打官司，足见压迫之深和反抗之烈，更加突出了“官逼民反”的这层意思。人物形象一般都是以其自身的言论和行动来表现的。作家对于所同情的人物，描写其内心感受和心里活动一般比较详细（如大多数女主角就是如此）；对于嘲讽或抨击的对象，常以他们的行动来表演。如《难以避免的灾祸》中的地主总管，颇似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尤利亚·希普。作家未用任何“虚伪”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他，只是描写他对同村一婆罗门五次行触脚礼这个单调重复的动作，就把这个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伪君子刻画得淋漓尽致！作家娴熟地运用对比手法，使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往往是以反面角色的卑鄙渺小，把正面人物衬托得更加高尚伟大。
·语·言鲜明的形象要靠生动的语言来塑造。泰戈尔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不愧为一位大师。他的艺术语言下列几个方面更为突出：
1．幽默讽刺尖锐诙谐。细读泰翁的作品，常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愤怒的遣责。特别是那些略带悲剧色彩的短篇，幽默诙谐的特点尤为明显。
2．简洁含蓄笔墨精炼。如《女隐士》结束部分仅用博罗达讲的一句话和一个掏目录的动作，就反映他12年来彻底变了的嘴脸。又如《海蒙蒂》结尾寥寥数语就明确透露出她的不幸命运。
3．借喻比拟浮想联翩。这是作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如在《法官》里有这样一段话：“从海上看来，墨绿色森林笼罩着的海岸，像仙境一样的可爱和美丽。然而一上了岸，就觉得不那么迷人了。”作家以“海岸”来比拟一个15岁守寡少妇的心情和不懂人情世故而抱的幻想，既简单具体又惜墨如金。
4．寓意象征意味深远。如《乌云和太阳》，其篇名本身就寓示着光明与黑暗。
5．警句插白画龙点睛。泰翁短篇里常夹着一些警句或警句式的插白，对前后文或主题的理解，可起画龙点睛的作用。当描写绍西对出门的丈夫从心灵深处激起了热烈的爱情时，插上一句“离别的纽带拉得越紧，温柔的心里的爱情结扣就系得越牢。”（《姐姐》）这是多么形象化的高度概括！泰翁许多插白既风趣幽默又极为贴切。读者自己去品味吧！
上述语言特点，常常是相互掺和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场·景在小说中泰戈尔很讲究场景的描写。一般无大段的风景画面，往往以廖廖数笔就勾勒出一幅惟妙惟肖的图景。在泰翁的短篇里，我们看到了孟加拉的旖旎风光——熙攘喧哗的城镇，悠闲宁静的村庄，峥嵘竞艳的春日，稻麻金黄的秋天……作家的场景描写总是与表现主题、展开情节、刻画人物、烘托气氛息息相关，并且达到了情景交融、意境统一的地步。试举一例：《弃绝》开头的场面是“月圆之夜”鸟语花香，一对新婚夫妇坐在卧室里，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后来他们弃绝种姓坚持爱情而被双双赶出家门时，那一夜是“漆黑的夜晚。没有鸟鸣。”环境描写与情节发展配合得多么紧密啊！
四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创作延绵达60多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77—1890）10余年只创作了5个短篇。作品多带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尚未完全成熟，所以这一阶段可称探索期。第二阶段（1891—1910）虽只10年却硕果累累，创作了近60篇，故可称这一时期为丰产期。其中大部分作品为农村题材。第三阶段（1901—1922），这20余年创作的短篇虽不多，但出现过一个小高潮（1914年），可称持续期。值得一提的是，作家最著名的几部长篇小说：《戈拉》（1910）、《沉船》（1905）、《小沙子》
（1903）和《家庭与世界》（1916）以及中篇《四个人》（1914）也都是在这段时期创作的。这一阶段以及下一阶段，短篇小说的题材多是描写市民生活。第四阶段（1923—1941），可称为晚期。除创作10余篇短篇小说外，还写了几部中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他》等作品。
第二阶段仅仅10年，为什么泰翁创作了一生中大部分短篇小说呢？这个问题颇值得研究。其所以如此，本人认为下列三个原因是很重要的：首先可从作家主观因素来看，泰戈尔勤勉好学，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经验的积累，各方面业已成熟。这样，只要遇上适当的外界条件，作家内在的创作激情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第二个原因是作家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上个世纪90年代，泰戈尔到农村管理祖传的田产。农村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周围纯朴憨厚的贫苦农民以及他们的不幸遭遇，激发了泰翁的创作热情。正如他在1894年9月5日的一封信中所说：“无论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指故乡——笔者按）一样，使我产生强烈的创作愿望和情绪。激荡的外部生活，以喧哗的绿色浪涛注入我的心灵。它的芬芳、色彩和音调，在我的想象中化为短篇小说。”第三个原因，可以从当时孟加拉整个文坛的情况来分析：19世纪以来，孟加拉文坛散文已蓬勃发展，长篇小说在该世纪90年代之前已相当盛行。这为短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直接的是，19世纪90年代一开始，就展开了短篇小说的讨论，而且外国的（主要是法国、英国的）一些优秀短篇小说陆续译成孟加拉文。这些情况，无疑也促进了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创作。
以上三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使泰戈尔成为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的几个主要因素。当然，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局限于法国、英国和欧洲，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手法，古典梵语文学和孟加拉民间文学对泰戈尔短篇小说和其他体裁的作品，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思想、哲学等方面来看，其影响更为明显。作家曾把孟加拉中世纪著名的毗湿奴教派诗人琼迪达斯的格言——“人，是最高的真理”当作自己的座右铭，①并接受了在天神面前人人平等、人类之间应该友爱、反对种姓制度等毗湿奴教派的思想。这些，显然是渗透到泰戈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
①转引自《印度现代散文（文集）》莫斯科，1962年伦敦版，81页。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内容极为丰富，艺术风格也很独特。称之为时代画卷、文苑瑰宝是毫无夸张之意。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泰翁的短篇小说也有不足的地方：如从题材方面来讲，有关产业工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从思想上来讲，对地主阶级的某些人员寄予同情；对政党的作用也认识不足（小说中反抗现实的主角，几乎都是些孤军奋战的独胆英雄）；并且在个别作品中还流露出某种颓废主义的思想。从创作手法上来讲，也并非尽善尽美；另外，90余篇短篇也参差不齐——其中虽然有不少名篇，但也有个别还不太成熟（或未来得及进一步加工）的作品，乃至作家生前都没有将其收入短篇小说集中。这一切，毕竟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我们不能苛求这位前人。
以上，仅就泰戈尔短篇小说几个方面谈了点粗浅看法。他的短篇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这一次应湖南文艺出版社之约，我和董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