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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这样，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根本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莫里老人最后课程的主旨。
因此，学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态不仅仅是心理调节的结果，他有一种更大的胸怀。什么叫做活着？答曰：一个能够救助其他生命体的生命过程。床边的人在为他的病痛难过，他却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结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转化成了关爱；学生不止一次地发现，原来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让他看新闻，而他却突然扭过头去，为新闻中半个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泪。
四
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他的有些感受，是讲课前刚刚才获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老友曾让自己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现在莫里一回想，无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刻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
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他把自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堂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已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个人自己慢慢去听。
44、大雪小村
从北极圈南下，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风雪越来越大，我们好几辆车已经被冻得发动不起来。在奥卢看地图，发现从这里到赫尔辛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再加上这样的气候，如果开车，不知半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思考再三决定搭乘火车。
奥卢有火车站，但我们车队的五辆车要由火车拖载，只能到始发站申请增挂一节平板车。不知为什么世界各国不少铁路始发站选址在一些很小的地方，我们要找的那个始发站叫康提奥美克（Ｋｏｎｔｉｏｍａｋｉ），在奥卢东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处。于是只好想方设法把车发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冒着风雪开到那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
康提奥美克连一个小镇也算不上，当地人说这儿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到顶也就是几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个火车始发站，大概与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有关。
说是火车站，我们眼前出现的只是一片大雪中两条细细的铁轨。这儿的雪粒比别处大，晶莹闪亮地塞满了整个视野，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可见这条线路非常冷落，我们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个小时。雪中的铁道、站台，如果有一些脚印，再加一个远去的车尾影子，会让人想到托尔斯泰。但这儿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供想象的信号，只听到自己的脚探入深深的积雪中时咯吱咯吱的响声。
离铁轨不远处有一间结实的木屋，门外有门亭，窗里有灯光，墙上的字是芬兰文，不认识，但可以猜测是一个公共常葫。如遇救星般地推门而入，里边果然温暖如春，与外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说不清这是什么常葫，反正什么都有。台球、游戏机、简单的餐食、厕所，每个窗都严严实实两层，各种摆设陈旧而舒适。见我们进去，里边的几个老人两眼发光，定定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数，他们也有七八个人，我由此证明当地只有十个居民的说法不准确。伙伴去问屋中唯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谁知她笑着说：“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过一会儿还会来几个老太太。”
一个车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又是这么一个僻远小村，人们实在太寂寞了，总想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尽管由这里始发的列车很少，旅客不多，但说不定也能看到几张生面孔，这就比村民聚会更丰富了。今天我们这一哨人马吵吵嚷嚷蜂拥而入，在这里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据那位服务员说，有两位老人已经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们赶快来凑热闹。
伙伴们快速地进入了各项游戏项目，有的打牌，有的打台球，有的玩游戏机，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话又觉得不应该干扰。我离开台球桌上厕所，一位老人跟了进来，大概他觉得这里总没有什么不可干扰的正事了，是一个开始谈话的好地方。他大声地用芬兰话与我聊天，我用英语搭话他听不懂，一上来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兰话，正像我不相信这儿的人完全不懂英语，彼此寻找最简单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后他只能打起了手语。
他用双手画了一个方框，然后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画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熟悉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的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行动稍有不便，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了，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两位老太全围着他。老太显然就是刚才被急急召唤来的。
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画来比画去，终于比画出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诸老人争先恐后地比画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看到眼前这个情景我突然开悟，发现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的人不高兴，现在懂了，人家兴致浓着呢。
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画得非常尽兴，这种比画就是他们的享受，包括比画他们根本不认识、而且很快就要离去的陌生人。
旅行使我们永远地成为各地的陌生人，当老人们在比画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比画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画，不断告别，言语未畅而兴致勃勃，留下彼此的想头，留下永恒的猜测，这便是旅行。
就这么颠颠倒倒、迷迷糊糊三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