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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带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象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上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共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些顽皮的学生，他们居然立即安静了，没有让我的老师难堪，因此也为我争了脸。我太知道他们，高个儿高嗓门，大大咧咧，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但基本上还是识大体、通情理的，只须轻轻一声断喝，便能领悟学生的本分。谢谢你们，我的学生。
67、关于谣言
好几位读我专栏的朋友问，下一篇写什么，我说关于语言，他们都眼光奇特，然后滔滔不绝。由此我产生警惕：人们受谣言的伤害太严重了，一篇文章如果着力分析谣言的诸般罪恶，也只不过在愤恨中加添愤恨，恐惧中加添恐惧罢了，怒火熊熊，阴气森森，何苦来着？按照我往常写作的习惯，还总会引述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例证，但一部中国历史，受谣言播弄的影响过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们编集的《古史龟鉴系列》，《谄谀》、《赃贿》、《谗诬》、《诓诈》各一大册，其中除《赃贿》外，别的三册都与谣言紧密相关，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直到现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剧的产生，都与“谎报军情”有关，而“谎报军情”也就是造谣。显而易见，即便试图略作揭露和控诉，这篇文章就永远也写不完。
那么，只好把书盖住，闭眼梳理自己的感觉。
设定几个叙述台阶，力求平静。
从焦灼到平静
我把谣言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是从六七年以前开始的，起因是为了自己。
那时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谣言的包围，却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谣言也有一个契约，可以一二十年风平浪静，也可以一两个月烽烟四起。
终于有一天，几位早已毕业的学生找上门来。我一开口就说：“多年不见，老师我已经青头紫脸。”他们苦笑了一下，便与我讨论起这些谣言的根源。他们认为，来势这么集中，一定有一个发射中心，这基本上与一个特殊的原因有关，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对我并无恶意的人也喜欢这些谣言，而天南地北那么多与我毫无恩怨的报刊又乐于刊登这些未加核实的谣言。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样的谣言，别人听了会相信吗？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说，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这使我有点委屈。“我历来的行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么可能……”
“没用，”他们说，“谣言不讲逻辑，反差越大越有传播力。”
“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可以证明我是怎么一个人。”
“不，”他们的声音近似残忍，“单位里的人也不拒绝听这些谣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报刊塞来塞去。”
我木然。过后一个时期，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他们都说那些文章态度偏激、无限上纲，却没有人怀疑那是谣言。报刊间也开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当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实上说话。
只有我一人有辟谣资格，但如果发表文章，最多只是争得人们的将信将疑。打官司，一个官司一拖几年，那么多谣言，够打大半辈子的了。
我很快决定完全不理，后来干脆不读一切报刊，不听报警电话，图一个耳根清静，但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有关谣言的思辨挥之不去，逼迫我对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琐的它，究竟有什么法道，弄得我们焦灼不安、毫无办法？
于是，我开始了对谣言的研究。
没想到，越研究，越变得神定气闲。
所谓研究，首先是一种凌空鸟瞰。这一鸟瞰不要紧，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先秦诸子那里，原来两千多年前这些麻袍飘飘的智者已经在为谣言大费脑筋了。一代代下来，谣言研究渐次被纳人人性论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一旦纳入，这些领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体验的精神暗窖而顿显丰盈。
研究的目光必须扫及世俗情绪之外的领域。世俗情绪总是憎恶谣言的，研究者说，且慢，先看看大范围里的谣言。即便把谣言贬缩为谎言，在谎言中再缩小到故意的说谎，也不全是邪恶的。
细想起来确实如此。艺术虚构也是一种故意的谎言，一位古代欧洲学者甚至说，戏剧就是把谎说圆了的艺术，观众乐于受骗。一位近代学者补充道，那是一种不具有现实伤害性的谎言，但也有人反驳，完全没有现实伤害性何来社会批判力？
军事上的谎言世所公认，“兵不厌诈”。
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的谎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图说某些统治者为了使公民更关切城邦的命运，也会传播一些杜撰的概念，无可厚非。至于民众间的政治谣传，国际上很多学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权威性的一种异议方式，是对不透明的一种透明欲求。有时，谣传比公告更真实。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结果，终于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从不说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大谎言。日本当代心理学家相场均先生甚至说，谣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游戏，一种心理传递和话语传递的游戏；如果人类社会中完全没有谎言和谣言，世间将会因为病态的合理主义而毫无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这一论断，“病态的合理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处处合理，何谓生活？没有芜淖，何谓大地？没有谣言，何谓真实？
但是，明白了这些，并不是可以放纵谣言。只有了解了谣言的整体形态，我们才能划定一个包围圈步步进逼。包围什么？包围那些祸及人性人道、危及人类尊严的谣言。
只有认清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坑坑洼洼，我们才能细心地四处探测。探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