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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也想我了，摘了自家后院的橘子来慰问我。他又说，地震来不了啦，下午就到藏书楼去吧。
我故作平静地说：好。
心里想的是，让一个人拔离乱世投入书海，是一种惊人的体验；再让他拔离书海投入幻想，体验更为特殊；现在是第三度了，重新让他拔离幻想投入书海，心理感受无可言喻。
这就像把一块生铁烧红，然后哧的一声放进冷水里；再从冷水里抽出，又一次烧红，接着还是哧的一声……
时间不长，铁的质量却变了。
我对着老大爷轻轻地重复一声：好。
半个月前当唐山大地震把我从书海拔离时，我已经结束对于黄帝时代的研习，准备进入夏商周了。几本有关殷商甲骨文的书，已取出放在一边。但这半个月对神话传说的重新认识，使我还想在黄帝和大禹之间再逗留一阵。
神话传说告诉我，那个时代，实在是整个华夏文明发展史的“总序”。序言里的字字句句，埋藏着太多值得反复品咂的信息，不能匆忙读过。
下午回到半山藏书楼，我没有去看那几本已经放在一边的甲骨文书籍，而是又把书库总体上浏览一遍，猜想着何处还有我未曾发现的与黄帝有关的资料。
这不，三百多年前顾祖禹编的这部《读史方舆纪要》，我还没有认真拜读。
翻阅不久就吃惊了。因为《读史方舆纪要》提到了黄帝和炎帝打仗的地理位置，我过去没有太多留心。
史料有记，黄帝与炎帝发生惨烈战争的地方叫“阪泉之野”，这究竟在何处？有些学者认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这就把阪泉和涿鹿两个地名合二为一了。也有学者认为虽是两战，但两地相隔极近。那么，具体的地点呢？一般说是今日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但是，《读史方舆纪要》却认为，阪泉很可能在今日北京市的延庆，那里既有“阪山”，也有“阪泉”，离八达岭不远。
我想，这个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战场靠近今天中国的首都。
那么打得不可开交的黄帝和炎帝，会预料几千年后脚下将出现人口的大聚会，而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吗？
如果略有预感，他们满脸血污的表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炎黄子孙？”他们如果能够预感到这个名词，两人乌黑的眼珠必然会闪出惊惧，“我们这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居然将永远地联名并肩，一起接受世代子孙的供奉？”想到这里，他们一定会后退几步，不知所措，如泥塑木雕。
这种预感当然无法产生，由他们开始的同胞内斗将延续长久。用同样的肤色外貌喊叫着同样的语言，然后流出同样血缘的鲜血。
打斗到最后谁都忘了谁是谁，层层叠叠的朝代界限和族群界限像天罗地网，缠得所有人都头昏脑涨、手足无措。只有少数人能在关键时刻突然清醒，一旦道出便石破天惊。
记得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那批勇敢的斗士发布文告，宣布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最终结束，文告最动人的亮点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最后所署的年份——
黄帝纪年四六○九年
什么都包含在其中了。好一个“黄帝纪年”！
其实，我们往往连眼下的事情都无法预感。我回到半山藏书楼不多久，就从两个路过的山民口中知道，一位重要人物去世了。难道，未被预报的大地震本身就是一种预报？不知道。
当天我就决定下山。山下一定会有不小的变化，也许我的家庭也会改变命运，那就暂时顾不得传说时代和夏商周了。
下山时我停步回身，又静静地看了一眼这座躲藏在斜阳草木间的半山藏书楼。这楼早已破旧得呈现一派疲衰之相，好像它存在的意义就是等待坍塌。原以为这个夏天和秋天它一定会坍塌的，居然没有。它还会存在多久？不知道。
看似荒山，却是文薮；看似全无，却是大有。就在这无人注意的角落，就在这不可理喻的年月，只要有一堆古代汉字，就有了一切可能。我居然在这里，完成了我的一个重要学历。
下山。一路鸟声。已经有不少泛黄的树叶，轻轻地飘落在我的脚边。
54、问卜殷墟
找回夏商周，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
一九七六年深秋下山时，满脑子还是“黄帝纪年”，只想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关顾一下家人的安危，然后快速回到那个纪年。没想到，山下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一时回不去了。
山下，灾难已经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布要向世界开放，而且立即在经济上动了起来。但我觉得，这最终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因为如果不从精神价值上与世界对话，一切努力都可能成为镜花水月。而且，到时候会是破碎的镜、有毒的花、浑浊的水、昏暗的月。
怀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费八年时间集中钻研世界十几个国家的人文典籍，与中国文化对照，写成一本本书出版。后来又被自己所在学院的同事们选为院长，由于做得不错，被上级部门看中，一时仕途畅达。这一切，使我的个人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我对中华文化的忧虑。
之后，这种忧虑越来越重。于是，出乎众人意料，我突然辞去一切职务，也离开了原来的专业领域，形影孤单地向荒凉的原野走去。
“在这样的官位上你还是全国最年轻的，当然也最有前途，为什么辞得那么坚决？”三位领导者一起找我谈话，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怕说了真话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浅薄”地笑一笑，摇摇头。
两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说：“你已经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级学术权威，而且会一直保持下去，这多不容易，为什么硬要离开？”
我还是笑一笑，摇摇头。
几个老同学更是竭力阻止：“这年头多少文化人都在忙着出国深造，谁像你，打点行装倒着走？”
我又是笑一笑，摇摇头。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确实违逆了当时身边卷起的一股股大潮。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
怯生生地抬头一看，只见长河落日，大漠荒荒。
这次独行，与半山藏书楼时的情景已经大不一样。
当年只是天下困顿，躲在一角猜测猜测黄帝的传说；而现在，一种有关中华文化命运的责任，实实在在地压到了自己肩头。
我看到中华文化突然出现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谁吗？它的明天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大问题，突然变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华文化濒临灭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谁。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让它恢复了记忆。记忆一旦恢复，局面就全然改观。
这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通过向来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创立学派、发表宏论等，来做成事情的，而是通过实物考证和现场踏勘，平平静静让一两个关键记忆慢慢恢复。
他们恢复的关键记忆，与夏商周有关。
夏商周！当年我离开半山藏书楼下山时，割舍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现在绕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闪现得最多的是那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奇怪面影，他们几乎成了我后来全部苦旅的最初动力。
因此，我要腾出一点篇幅，比较详细地说一说他们。顺便，也弥补一下我搁置已久的夏商周。
十九世纪末，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
人类很多古文明就是这样中断的，相比之下，中华文化的寿命已经够长。
它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因此，这一个“世纪末”分量很重。
时间很紧，从一八九五年开始世纪末倒计时，每年都危机频传，而且越来越凶险。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没有挽歌，但似乎隐隐听到了丧钟。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