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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笑不得。他在鼻子上使力地揩了一揩：“少爷…你，你没有吹叫子啦！……”“妈妈的！……”汉少爷的声音几乎沙得发哑了：“去，同我回去告诉爹爹去！为首的是云生婆子，她妈的！她还欠我们的租，欠我们的钱！不把她丈夫关三年不显老子的颜色！……”小伙子秋福死死地抱着他那被野火烧光了头，圆着那满是脏污的眼睛，望着小主人发着抖。他怕那耳刮子又落到他的头上来。他想：“这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少爷……他妈的，绑一夜！……”1935年2月20日
校长先生
校长先生上课钟已经敲过半个钟头了，三个教室里还有两个先生没有到。有一个是早就请了病假，别的一个大概还挨在家里不曾出来校长先生左手提着一壶老白酒，右手挟着一包花生，从外面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他的老鼠似的眼睛只略略地朝三个教室看了一看，也没有做声，便一走走到办公室里的那个固定的位置上坐着。孩子们在教室里哇啦哇啦地吵着，叫着，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乌龟。有的还跳了起来，爬到讲台上高声地吹哨子，唱戏。校长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似乎在想着一桩什么心思。他的口里喝着酒，眼睛朝着天，两只手慢慢地剥着花生壳。孩子们终于打起架来了。“先生，伊敲我的脑壳！”一个癞痢头孩子哭哭啼啼地走进来，向校长先生报告。“啥人呀？”“王金哥——那个跷脚！”“云叫他来！”校长先生生气地抛掉手中的花生壳，一边命令着这孩子。不一会儿，那个跷脚的王金哥被叫来了。办公室的外面，便立刻围上了三四十个看热闹的小观众。“王金哥，依为啥体要打张三弟呢？”“先生，伊先骂我。伊骂我——跷脚跷，顶勿好；早晨头死脱，夜里厢变赤老①！”①沪语，意即晚上变鬼。“张三弟，依为啥体要先骂伊呢？”“先生，伊先打我。”“伊先骂我，先生。”“到底啥人先开始呢？”“王金哥！”“张三弟，先生！”外面看热闹的孩子们，便象在选举什么似地，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举着手叫王金哥，一派举着手叫张三弟。校长先生深深地发怒了，站起来用酒壶盖拍着桌子，大声地挥赶着外面看热闹的孩子们——“去！围在这里——为啥体不去上课呢？”“阿拉的张先生还勿曾来，伊困在家里——呒没饭吃呢。”“混帐！去叫张先生来！”校长先生更是怒不可遏地吆喝着。一边吩咐着这两个吵架的孩子——“去，不许你们再吵架了，啥人再吵我就敲破啥人的头！王金哥，依到张先生屋里去叫张先生来。张三弟，依去敲下课钟去——下课了。真的，非把你们这班小瘪三的头通统敲破不可的！真的……”校长先生余怒不息地重新将酒壶盖盖好，用报纸慢慢地扫桌子上的花生壳。下课钟一响，孩子们便野鸭似地一齐跑到了弄堂外面。接着这，就有一个面容苍白，头发蓬松的中年的女教员，走进了办公室来。校长先生满脸堆笑地接待着。“翁先生辛苦啦！”“孩子们真吵得要命！”翁先生摇头叹气地说，一边用小毛巾揩掉了鼻尖上的几粒细细的汗珠子。“张先生和刘先生又都不来，叫我一个人如何弄得开呢？”“张先生去叫去了，马上就要来的。”校长先生更加陪笑地，说：“喝酒吧，翁先生！这酒的味道真不差呀！嘿，嘿，这里还有一大半包花生……娄，嘿嘿……”“加以，加以，……”“唔，那些么，我都知道的，翁先生。只要到明天，明天，就有办法了。一定的，翁先生，嘿嘿……”“为啥体还要到明天呢？”“是的！因为，嘿嘿，因为……”校长先生还欲对翁先生作一个更详细的，恳切的解答的时候，那个叫做张先生的，穿着一身从旧货摊上买来的西装的青年男子，跟着跷脚王金哥匆匆地走进来了。“校长先生，”他一开言就皱着眉头，露出了痛苦不堪似的脸相。“叫我来是给我工钱的吧？”“是的，刚才我已经同翁先生说过了。那个，明天，明天一定有办法的。明天……嘿嘿……”“你不是昨天答应我今天一定有的吗？为啥体还要到明天，明天呢？……”“因为，嘿嘿……张先生，刚才我已经对翁先生说过了，昨天白天，校董先生们一个都不在家，所以要到今天夜里厢去才能拿到。总之，明天一早晨就有了，就有了！总之，一定的……”“我昨天夜间就没有晚饭米了。校长先生，请你救救我们吧！我实在再等不到明天了！”张先生的样子象欲哭。“我的老婆生着病，还有孩子们……校长先生……”“是呀！我知道的。我何尝不同依一样呢？这都是校董先生们不好呀！学校的经费又不充足。……唉，当年呀！唉唉……娄，侬的肚皮饿了，先喝点儿酒来充充饥吧——这里有酒。我再叫孩子们去叫两碗面来。娄，总之，嘿嘿……这老白酒的味儿真不差呀！……嘿嘿……”校长先生将酒壶一直送到了张先生的面前。“那么，是不是明天一定有呢，校长先生？”张先生几乎欲哭出声来了，要不是有翁先生在他的旁边牢牢地盯着他时。“酒，我实在地喝不下呀！”他接着说，“我怎能喝这酒呢？我的家里……”“是了，我知道的。你不要瞧不起这酒呀，张先生。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那时候——是的，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轻的呀——我记得，那时候的八仙桥还只得一座桥呢。中山先生同陈英士住在大自鸣钟的一家小客栈里，天天夜间叫我去治这老白酒，天天夜间哪……那时候，唉，那时候的革命多艰难呀！哪里象现在呢，好好生生的一个东北和华北都给他们送掉了，中山先生如果在地下有知，真不知道要如何地痛哭流涕呢！……张先生，依不要时时说依贫穷，贫穷，没饭吃；人啦——就只要有‘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譬如我：就因为不愿意‘失节’，看不惯那班贪赃卖国的东西，我才不出去做官的。我宁愿坐在这里来喝老白酒。总之，张先生，嘿嘿……翁先生，嘿嘿……人无‘志’不立……张先生，依不要发愁，我包管侬三十六岁交好运。娄，侬来喝喝这杯酒吧！翁先生，侬也来喝一杯……总之，明天无论如何，我给你一个办法……”第二次的上课钟又响了——校长先生猛地看见壁上的挂钟已经足足地离上课时间过了三十多分了，他这才省悟到自己的说话得太多，太长，忘记了吩咐孩子们敲钟上课。要不是孩子们忍不住自动地去敲钟要子，恐怕他还以为自家是坐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呢。张先生为了“气节”，只得哭丧脸地拿了两枝粉笔和一本教科书站了起来。翁先生却更象“沉冤莫诉”似地，也只得搔搔头发，扯扯衣襟，懒洋洋地跟着站起来了。大家相对痛苦地看了一眼，回头来再哀求似地，对着校长先生说：“先生，明天哪！那你就不能再拆我们烂污了啊！”“那当然娄！”校长先生装成了一个送客一般的姿势，也站起来轻轻地说，“不但依两位先生的，就连生着病的刘先生的薪金，我也得给伊送去呢。”于是，办公室里又只剩了校长先生一个人，立刻寂静起来了。他一面从从容容地将壶中不曾吃完的老白酒，通统倒在一个高高玻璃杯中，一面又慢吞吞地用手拨开着那些花生衣和花生壳。他想，或者还能从那些残衣残壳里面找寻出一两片可堪入口的花生肉的屑粒来。第二天的清晨，因为听说有薪金发，三个先生——连那个生着肺病的老头儿刘先生也在内——一齐都跑了来，围在办公室里的那张“校长席”的桌子旁边，静静地伸长着颈子等候着。“今天无论如何，他要再不给我们薪金，我们决不上课了！”三个人同声地决定着。孩子们仍然同平常一样：相骂，打架，唱歌，敲钟上课要子……但是校长先生却连影子都没有回来。“无论如何不上课！无论如何……”张先生将拳头沉重地敲在办公桌子上，唾沫星子老远老远地飞溅到翁先生的苍白的脸上。“对啦，咳咳！……三四个月来，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一个铜钱吃药！咳咳……”老头儿刘先生附和着。他那连珠炮似的咳嗽声，几乎使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孩子们三番五次地催促着先生上课，但翁先生只将那雪白的瘦手一挥：“去！不欲再到这里来噜嗦了。今天不上课了，你们大家去温习吧！”因为感到过度的痛苦、焦灼和无聊，翁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团绒线和两枝竹削的长针来，开始动手给小孩结绒绳衣服。张先生只是暴躁得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