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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大概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新动向”吧。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特别警惕，及对“进步文艺界”某些人的不信任感，这都是不祥的预告。在一定
的意义上，南方（香港）对胡风的批判与此时北方发动的对萧军的批判，是互相配
合的。萧军的命运正在等待着胡风。
萧军本人对这场毫无思想准备的大批判的反应，自然是人们所关注的。东北局
的《决定》曾谈到萧军“开始作了某种承认错误的表示”，但又说“这种表示还只
是口头上的避重就轻的”。据说萧军曾拒绝在东北局的组织结论上签名盖章。在８、
９０年代，对萧军当年的种种表现，有许多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或追述。据说刘芝明
在准备写那篇批判长文时，需要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便主动提供。刘写好
了文章给萧看。问：“觉得怎么样？”萧军摇头笑了：“不怎么样！”“为什么？”
“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还有什么老鹰、
狮子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吧儿狗！你还记得吧，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
鹰喂虎，也不给吧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以后批判声
势越来越大，萧军又对刘芝明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
我都佩眼你！”刘说：“你跟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萧军反问道：“那么共产党
净需要缺钙质的软骨头吗？”萧军离开沈阳去北京时还对刘芝明说：“咱俩的帐没
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后咱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的，擦
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二十年后再看！”还有人回忆说，萧军的老友曾预言，
萧军受批判后只有三条路，一是自杀，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萧
军偏不服气，在受了处分，去沈阳的火车上他照样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他硬
是写出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这些，或许都是事实，或许带有若干“野
史”的成分，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但即使是后者也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情绪与愿
望：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软弱了。
最后，还有一点余文。这是萧乾（他与萧军同是１９４８年文坛上最引人注目
的人物）回忆的：大批判的热潮中，香港地下党也组织了一个批判萧军的展览，邀
请在港的民主人士去参观。萧乾说那是他“最早看到的‘大批判专栏’”：“罪证”
是用红笔圈起来的一张《文化报》，周围是一些“反苏、反共、反人民”等吓人的
标语，以及怒斥萧军“狡辩”、“抵赖”的批判文章。他一边看，一边心里在发抖：
尽管他此时已经“投向人民”，但仍心有余悸。这时他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究竟
是有新闻检查制度好，还是没有好。一个人说：“没个检查制度，你只要写错一个
字，就能惹下滔天大祸！”而萧乾却暗暗决定：从此再也不要写社论。
（此文原载于《文艺争鸣》1997年1 ）
战地歌声
——１９４８年 １０月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 ２４日晚，东北大决战进入了最后一刻：广阔的辽西平原
有数不清的人马，从四面八方涌来，朝着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
湘所在的胡家窝棚疾行赶去。追击的解放军与达命的蒋军，双方的队伍相互穿插，
乱成一团，飞机在空中盘旋，也无法扫射轰炸。四处有烟火，四处在混战，东一堆，
西一堆，蠕动在整个平原上。这其间，活跃着一支奇异的队伍：他（她）们手持扁
担、乐器，身背油印机，一路奔跑，一路吆喝，此时已顾不上、也无法作战地鼓动，
就忙着抓俘虏，一个小同志拿着一根扁担抓了一串，有的则奉命代部队看管被俘的
蒋军营以上的军官，等待黎明时把他们押送到集合地。……
这是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宣传队队员戴碧湖记忆中难忘的一幕。
南方战场上，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员、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剧作家的
漠雁，却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演出”，直到晚年还历历在目——“开演前，一排排
战士抱枪坐满广场。值星营长又下令：”各班逐个检查！‘各班班长拿过枪，用小
姆指伸进枪膛抠抠，然后逐个报告：“检查完毕！’”演出开始了，剧情不断发展，
冲突益发尖锐。我扮演的恶霸地主‘五铁耙’，逼得官子丕扮演的佃户孙大哥走头
无路，儿子青州也被逼跑。台下便传来抽泣声。当五铁耙把孙大哥逼得用镰刀刎颈
自尽，吴彬扮演的瞎老妈扑到丈夫身上嚎啕时，场子里呜呜呜的哭声撕心裂肺。有
的战士当场哭昏，马上由人架到临时救护站抢救。突然一个战士猛地站了起来，大
声吼着：“打死五铁耙！‘说着掏出子弹便往枪里压。班长一把抢过他的枪。那战
士论也不要了，冲出场外，抱起一块巨石，哭喊着’砸死五铁耙！‘冲向后台。我
刚刚下场，急忙躲到化装用的八仙桌下。官子丕拿床军毯将桌子蒙起来，迎上去劝
道：”同志，同志，别哭了，这是演戏，我没死，我就是孙大哥。你看，我不是还
活着哪？’那战士哪里肯听？哭着写着：“五铁耙！我操你八辈活祖宗！‘在众人
劝说下，他才哭着离开后台。同志们围过来说：”好险哪！漠雁差点当烈士！’
“下一次战斗打响了，我到医疗队帮做护理工作、火线上不断抬下伤员，我忙着给
他们喂水喂蛋。在一副担架上，有个头上绑着绷带的战士。我一看，这不就是抱着
大石头要砸死我的那个战士吗？护送的同志告诉我：他非常勇敢，为炸开城墙，在
敌人３挺机枪封锁下，他连送两包炸药，把城墙炸开一丈多宽的口子，攻城部队就
从这突破口冲进城去，消灭了残敌。他肠子都打出来了，路上一声都不哼。
“我端着一碗荷包蛋，俯身轻声说；‘同志，吃点吧！’他睁开眼看着我，似
乎认识，又似乎不认识，用轻微的气声说；‘我为孙大哥报了仇了……’”
这里所说的宣传队（或称文工团）几乎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独有
的。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即已指出，“要战胜敌人，
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贺龙将军在本年的一次讲
话中也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可能打胜仗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人民解放军建制中设立“宣传队”（“文工团”），正是
毛泽东的“文武两个战线”、枪杆子与笔杆子相结合的理想的一种体现（实现）。
这些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的中、小知识分子，在以文盲与半文盲的农民战士为
主体的军队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１９４８
年的一次报告中，曾将文工团的任务规定为三条，即“成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得力助
手”，“担负唤起群众的工作”，“通过文艺工作活动达到教育部队、教育群众的
目的”。具体地说，文工团（宣传队）除了要用各种文艺形式在战前、战时与战后
对部队进行思想、时事、政策、文化教育与现场鼓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外，还要
进行战前动员、火线喊话、管理俘虏等政治工作，以及筹集粮草、设立兵站、看护
伤病员等战勤工作，参预农村土改、城市军管接收、社会调查宣传等群众工作。总
之，这是一支文艺队伍，又是掌握在党手里的机动力量，“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这里有一些统计数字：１９４８年１月华东野战军从东线到西线的千里行军中，政
治部文工团在半个多月（每天行军５、６０里）时间内，即组织晚会１４次，观众
１．６５万人次；教群众唱歌２１次，有１６００余人学会了两首短歌；写墙头标
语６８９条幅；写墙头诗２１０首；画墙头画５７幅。在１７天数字可能是枯燥的。
经过战火以及以后的历次劫难，幸存下来的当时的一些现场记录，或许会给今天的
关心者以更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篇题为《战境里的文化活动——锦西阻击战中的一
个实例》的报道，作者方洪：“战士们都喜欢这种‘顺口溜’。他们说：”看顺口
溜过瘾，有意思，又有用处‘。因之，每当这些’顺口溜‘送到阵地时，战士们抢
着阅读。有一次，一个文化教员给排里念传单时，恰好送饭的来了